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行政生态学视角中的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和谐社会下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由于问责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对决策信息存在着高度垄断,问责主体的缺失,行政长官的零问责导致的行政权力膨胀,以及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问责外部缺乏明显的制度保障等等都是政府问责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论法之难行之源

法之难行已是中国法律实际生活的显豁病症。二十年来产生数以百千万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但绝大多数难以实行。法之难行的病症不愈 ,法治国家建设和寄托于斯的其他事业 ,都将难能制胜或无以为继。为此需要探清法之难行的根源 ,以明救治之策。难行之根源出在立法、行政、司法、法学研究、历史传统等多方面。救治中国法之难行之症 ,需要察源下药。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冲突及其化解

地方政府具有三种环境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地方政府的环境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行政责任内部存在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以及地方环境利益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化解地方政府各种责任形式之间的冲突,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贯彻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对地方政府进行诱导刺激。     

“怪圈”启示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我国经历的数次机构改革始终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徘徊。作者在总结“怪圈”形成的原因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具有不可逆转性;改革实践由于各种利益严重冲突、各类矛盾相互交织而具有了艰巨性;改革的过程由于缺乏法制规范而具有了随意性和不彻底性。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走出政府机构改革的“怪圈”,必须依靠法制的强制力和规范的程序,将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实行依法改革。     

论合同诈骗罪及其他合同违法行为

文章通过对合同诈骗罪等三种合同违法行为的分析,特别是对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比较,有助于在合同法理论与实践中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三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违法行为,为依法处理合同民事经济纠纷、制裁合同行政违法行为与打击利用合同进行刑事犯罪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