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公安法制部门如何在基层基础工作中发挥实效

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加强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建设,就是要用科学的发展观解决制约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努力开创基层基础工作的新局面。基层基础工作离不开法制工作,我国公安机关的法制建设虽然在“大接访”等活动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目前的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法制部门要对此高度重视,在加强和完善基层基础工作的过程中,发挥出自身的积极作用。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对韦伯科层制的一种三维解构及其结论

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後通过分析认为後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後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取向的判断。     

中国行政法治三十年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三十年。平稳的动力机制之下,行政法治稳步推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治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并进行反思,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行政法治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     

公安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探析

严格公正执法是公安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前公安行政执法存在部分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滥用职权、行政执法利益化倾向依然存在,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公安执法监督机制弱化、执法监督力度不大等问题。对此,文章分析、探讨了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深化执法责任制、强化执法过程监督,重视公安行政执法的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等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搞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刍议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面,构建这方面的监督机制,是新时期保民生、保稳定、保发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加强监督、转变观念、摆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建立监督机制,形成执法监督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