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法律规制

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原是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战略要求,却成为控股股东侵害公司及小股东的工具.个中原因不乏公司法律制度在预防机制上对全资子公司的忽视以及部门规章的效力等级不足,在救济机制上又集体失效.应将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列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赋予公司登记审查机关以审查职责;穿越规则对公司法人格并无实质影响,可积极引入事先预防与事后救济.     

中国劳动监察的困境与挑战——以劳动行政部门的屡屡败诉为例

最近,有些地方的审判部门出现了较多以劳动监察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且劳动部门败诉比例比较高。劳动监察是国家行政部门保障劳动法执行的行政手段,而目前劳动监察部门是该管的没有管好,又介入了劳动关系当事人,本应通过调解或者仲裁途径解决的劳动争议。现行法律上设置的可以通过劳动监察处理劳动争议以及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途径不畅是劳动部门败诉的深层次的因素。《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沿用设置两种途径的模式解决劳动争议,中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可能将面临更多的败诉和困境。     

谈谈医疗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王连玉等诉太原市某医院医疗纠纷案

医疗行业属高风险行业，近年来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医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演化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医患双方在医学知识掌握上的不平衡，造成了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患方举证困难。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采取过错推定原则，成为医疗赔偿纠纷案件举证责任的一大进步。本文以一起医疗纠纷侵权诉讼为例，深刻剖析了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民事证明责任适用问题。     

外嫁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维权难之成因及完善措施

外嫁女是指因婚姻的原因而离开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妇女.妇女因出嫁而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比较严重,其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失及可操作性差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从立法上去完善,赋予外嫁女相关权利及提供有效可行的救济措施.     

中国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在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视角下的探索

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几年的数字尚在统计当中。然而,从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上访群众聚集冲击市委机关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到2009年的＂6.20＂石首事件、＂5.30＂宿迁锦绣江南拆迁引发的死人事件、＂2.8＂贵州德江群体事件、＂5.19＂甘肃会宁平息千人群体事件、＂6.19＂湖南邵阳事件、＂9.4＂湖南吉首非法集资事件、＂11.13＂成都自焚拆迁户唐福珍死亡等事件看,结果的严重性一步步在上升,有大量无辜农村群众也卷入其中。因此,构建中国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迫在眉睫。     

Twenty-Five Years Ago and Twenty-Five Years from Now: The Future of Public Dispute Resolution

Over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public dispute resolution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rea of practice — linked, in part, to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the field has evolved, however, the market for public dispute mediators has shifted. It is already possible to glimpse the further shifts and the new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likely to face the public dispute resolution field over 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     

影响和制约公安基层建设的几个基本矛盾

当前影响和制约公安基层建设的矛盾主要有：公安工作任务日趋繁重与警力不足的矛盾，公安工作成本不断上升与保障不力的矛盾，公安工作要求日益提高与环境不优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给基层公安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化解上述矛盾应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采取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道义的综合手段。     

能动司法背景下家事调解机制必要性研究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家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家事调解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有深厚的本土基础。能动司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本质特征,这也为中国特色家事调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中日钓鱼岛列屿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中,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要求,坚持当事方提供证据自由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加甄别地采纳所有的证据。鉴于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际法院针对个案特殊情况,对证据可采性隐含适用了一些限制条件。关键日期一般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在关键日期之后当事方的行为,国际法院通常不予考虑,除非该行为是先前行为的正常继续。而且,国际法院强调,在关键日期之后的当事方提供的利己证据,同样不具有可采性,并不存在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日期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钓鱼岛列屿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后,日本为了巩固对我国钓鱼岛列屿主权要求而采取的利己措施或试图取得有效统治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