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投资协议下争端解决的机构选择

自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之后,两岸投资保护协议成为一项重要议程。因此,如何选择投资争端解决的模式就显得至关重要：既要避开政治上的考虑,如选择ICSID解决争端,又要避开让人窘迫的WTO解决模式,还要避开有利益冲突的各种解决争端机构。本文围绕这个主题。提出一个比较新型和理想的模式,即选用第三地仲裁机构解决两岸的投资争端,而香港的仲裁机构应该是一个最佳选择。     

强制调解：消费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基于实证视角的分析

在国家制度为消费纠纷所提供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实证调查表明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发挥着解纷的重要作用并在消费者的解纷选择中具有优位性。基于消费者对消费者协会调解的需求、使用，以及满意度的经验性评估，为了提升消费者协会的解纷效能，应当建立强调程序合作的程序强制调解制度。     

风险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控体系——以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衔接为视角

风险社会正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对风险社会关键在于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调控,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各主体的力量,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网状的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程序设计及相互转换,立法原则与规则设计,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相互衔接的机制。做到各层次的法律能相互配合且程序设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种纠纷方式适用范围明确,衔接顺畅。     

在现有仲裁机构内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庭的可行性研究

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已经被国内外实践表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鉴于我国医疗纠纷缺少及时、便捷、公正的解决途径，医患矛盾深化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建议修改现行仲裁法，并根据国情，在现有仲裁机构内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庭。该设想具有可行性，既克服了另设单独医事纠纷仲裁机构所需机构、场所、人员、资金等困难，又避免了新设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的公信力不足问题。而且现有仲裁机构的运作比较规范成熟，方方面面的关系均已理顺，在仲裁员的聘选、仲裁庭的组成、纠纷的解决等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Acknowledging the Other Side in Negotiation

In a negotiation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of acknowledging an opponent's role in securing a concession made to that opponent. The study featured a face-to-face, one-shot bargaining session between a student favoring marijuana legalization and a confederate playing the role of a legalization opponent. When the confederate acknowledged the student's putative influence in producing a concession by the confederate, the student perceived the magnitude of the concession to be greater and was more likely to accept it. The student negotiators also reported that they liked the other party more following acknowledgement, and our mediational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enhanced interpersonal sentiments played a role in facilitating agreement. In this article, in addition to documenting these findings, we also discuss their implications, both for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and for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settling disputes.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克制思想

起源于GATT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司法克制”思想,在WTO时代也得以“衣钵继承”并呈现出新的特色。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必须深入分析WTO争端解决中保持“司法克制”的原因,从“司法克制”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运作中获得理性启示,籍以善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保驾护航。     

论证券仲裁制度的建立——兼论新型经济纠纷的司法与司法外解决

证券纠纷等新型经济纠纷公、私交融，体现出政府等社会多元主体从不同层面参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活动之中。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行政前置”是目前证券诉讼等众多新型经济纠纷面临困境的病灶所在，行业仲裁制度完全应该发挥更大的制度贡献。证券仲裁等行业仲裁的建立可能为审查政府经济行为提供更多的制度选择，为“官与官的民事纠纷”、“官与民的民事纠纷”解决提供了更多司法外解决的制度选择，从而为中国经济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方式。     

正当防卫制度新议

我国新刑法在规定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同时，又增加了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实行无限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无限防卫是关系到能否鼓励人们同犯罪作斗争、弘扬正气、惩罚犯罪的大问题。     

论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责任：以市场份额责任为中心

对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美国司法界使用市场份额责任对受害人加以救济，通过历史和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所谓市场份额责任实际上是择一责任的原告在无法起诉所有被告情况下的一种特别处理而已。而择一责任则与大陆法系语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同一性。那么在承认后者的我国存在着市场份额理论一定的适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