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谈判: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纠纷解决途径

我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对建立健全一套系统的、有效的、快捷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其价值理念及运用效果在我国当前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也起到了协调与互补的作用。     

论我国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存在诸多缺陷.为了充分实现社会保险制度的作用,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强化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调解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仲裁机制、重塑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诉讼机制.     

论刑事法上的“选择确定”

选择确定与罪疑唯轻、法条竞合、无罪推定有着本质的区别,选择确定的适用前提是罪名间具有法定的择一关系.选择确定规则的功能有两项:一是使裁判者在遵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根据刑法规范对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评价;二是贯彻刑法保障刑事被告正当权益的功能.如果罪名间不具有犯罪阶层的包容关系,且当罪名间具有"法伦理上和心理上的可比较性"及"不法核心的同一性"时,裁判者有权根据选择确定理论作出有罪判决.选择确定规则在刑事程序法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犯罪行为涉及罪名的构成要件间属选择确定关系,应当允许公诉方进行选择起诉.     

THE FAMILY LAW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 FINAL REPORT

The Family Law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 (the FLER Project) is co‐sponsor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Family and Conciliation Courts and the Center for Children, Families and the Law at Hofstra Law School. This Final Report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dialogues between family law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many disciplines, a FLER Project survey, and research conducted by law students at Hofstra University and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对WTO农业体制的影响

较之农业谈判的举步维艰,争端解决机制在对WTO现存规则的澄清和完善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应有利益的有效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争端解决机制对农业体制的影响有限,更高层次的农业贸易自由化仍需要农业谈判的推动。     

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处制度

行政调处是一项十分中国化的制度,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和研究行政调处制度是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作为各种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统称,行政调处存在着设定缺乏整体性等诸多不足。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机制对行政调处进行全方面的制度变革,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     

沉默权纷争梳理及我国沉默权制度构建研究

立足于中国国情 ,着眼于科学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我国应适时建立沉默权制度 ,即有限沉默权制度。并追求在既不降低对犯罪的有效打击 ,又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司法诉讼中的权利的情况下 ,努力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文明 ,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纤维连接蛋白Ⅲ CS片段的剪接、表达以及与创伤修复的关系

纤维连接蛋白在创伤愈合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其基因在三个区域进行可变剪接 , 分别命名为 EⅢ A,EⅢ B和Ⅲ CS. 它们的功能仍有待于研究 . 本文就纤维连接蛋白的可变剪接片段Ⅲ cs的生物学活性及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展望做一粗浅的探讨 .     

WTO反倾销协议法律适用的困惑——反倾销协议第17．6（ii）条探微

反倾销争端案件向来是WTO争端解决机制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第17.6(ii)条规定了争端解决小组处理反倾销争端案件法律适用的"审查基准",允许当事方对WTO反倾销协议的义务在可被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解释.但是这样规定似乎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以至于将大大限制争端解决小组处理争端案件法律争点的能力.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WTO的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WTO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可以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对WTO涵盖协议进行解释。作为争端解决报告的一部分,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但由于WTO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先例效力;然而却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由于争端解决报告在事实上的先例效力,引发了关于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争端解决机构超越权限进行法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