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民事责任

我国政府采购法属于行政法,其民事责任与民法中的有关规定基本相同,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包括政府采购当事人和其他民事责任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以财产性责任为主,也包括非财产性责任。民事责任的缺陷主要是财产责任承担不明确,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基本对策是建立民事责任基金制度,完善民事责任追究制度。     

公务员培训的中外比较--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

本文从国际比较和借鉴的角度,对公务员培训中几个宏观层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培训主体应实现多元化,在公务员培训中引入竞争机制;公务员培训的目标定位应立足于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需要改变主要按级别实施培训的做法;培训者素质提高的主要方向是加强实际经验,培训机构应靠发展特色和"绝活"来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足.     

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及其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作为公民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网络公民社会的产生与成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的网络公民社会已由自在阶段过渡到自觉构建的自为阶段,社会影响力愈来愈大,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研究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历程,把握其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其影响以便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对于维护转型期的社会政治稳定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之法律规制

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集体争议行动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劳资争议的重要型态。基于劳资自治的保障需求,大多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对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这种侵权行为予以有限制的法律保护。我国因加薪所引发的集体停工频发,凸显了法律对集体争议行动失范及其法律秩序重构的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例,结合国情,我国宜采取消极立法模式,通过特殊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和特殊的劳资利益争议处理程序,以规范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

保险合同法可以体系化地解读为意思自治、给付均衡与合理期待三个核心原则的组合。立法者希望籍说明义务来消减信息不对称,贯彻意思自治。但在建构制度规范时,并未考虑信息传送方的履行成本,对信息接收方的识别成本与关注焦点也存在认识误区。这种过度理想化的设计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立法应废止实质性的明确说明义务,代之以形式化的信息提供义务。对于意思自治的不足,可以通过提升给付均衡度和更有效保障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险产品的合理期待加以填补。     

灵渠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与文化战略的民间实施

我国秦代有两项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安宁的伟大工程,即长城与灵渠。从文化特色上看,长城体现的是保守型的文化思维,而灵渠则借助运河的沟通,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拓性。这两项工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均作出过卓越贡献。但是,今日之国人却多知有长城而鲜知有灵渠。不光是普通百姓对灵渠知之甚少,即便是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能对灵渠做系统研究的也不多,故对其历史价值定位及文化开发,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     

公务员对我国行政改革的认知状况调查——基于对浙江省公务员群体的调查

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了解有限,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对先前制度的依赖,与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公务员群体也因性别、年龄、学历和机关工作年限等不同,在相关看法上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当前各级政府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经济管理强、市场监管弱、社会管理弱、行政执法弱、公共服务弱的现状;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能存在供给"短缺"与政府"缺位"的问题。我国政府强调行政改革的中国特色,形成了行政改革实践的"渐进性"和"两个超越"的特征。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论工会组织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支点与制度构建

现代诉讼理论早已抛弃严格的实体当事人概念，认为诉权和实体权利可以分离，这为工会组织基于职工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奠定了理论基础。工会组织对自体权益受损以及职工的集体利益受损的案件具有诉讼利益，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对于职工个体利益受损的诉讼，工会组织则不具有诉讼利益，而应该以诉讼协助者的身份出现。在我国，由于工会自治性欠缺等原因，工会组织很少参与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年来,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在处理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就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了诸多举措,如决定赔偿金额、支付赔偿金或综合帮扶资金等。这些举措虽可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甚至高额的赔偿,但同时也会影响我国基本的法律秩序、限制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有时还可能成为地方有些官员平息民怨、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的方式。尽管如此,地方人民政府适当介入重特大事故民事赔偿事宜有其必要,只是应在法制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发挥督促、协调和配合三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