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中的社区安全服务新态势

社区安全服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了日趋差异化的安全服务需求，近年来公安机关社区警务战略在全国深入推进，使社区安全服务呈现参与主体和运行机制多元化的新趋势，有利于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多样化的安全需求。     

社区大学引导下的福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该文分析了福建以社区大学为引导，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几个成功模式，提出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在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为此，该文呼吁政府部门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过程，建设和谐和文明乡村。     

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开展社区矫正效果评估工作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结合项目评估的相关理论知识,以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状况为基础,对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与指标体系等内容进行科学的界定。依据重新犯罪率、心理矫正两项指标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中的地位,以社区矫正各项指标内容的确立为基础,尝试建立初步的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并由此提出目前社区矫正效果评估需要解决的命题。     

大学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构建路径探究

基于对北京、天津、保定三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的实证调查结论，借鉴国外成熟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形式，提出我国应构建政府、大学生、高校、社区、老人有机联动的大学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并提出机制运行的三层面保障制度以及大学生长期参与为老服务的原则、内容及工作流程，保证机制的可行性。     

监狱监管改造中突发群体事件与维稳机制构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监狱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前,监狱监管改造工作中发生突发群体事件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强。监狱突发群体事件以其突发性、难以预测控制性和破坏性,严重威胁着监狱的安全稳定,是当前监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防范内容。     

预防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之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工作自此有了法律依据。随着非监禁刑监管方式的变化,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对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索预防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途径和方法,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浅议警务机制改革——以广西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多警种联合处警工作机制是广西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新举措。实行多警种联合处警警务机制有其必要性,构建符合广西治安状况特点的现代警务机制,切实提高公安机关应急反应、治安防控和打击犯罪的能力,应思想上提高对新警务机制认识,体系上确保指挥体系与实战需要相适应,人员素质上提高民警处警综合素质与能力。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密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发挥“五治”合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传染性极强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特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处置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把握预防、管控、救治三个环节,既尊重生命又保护健康,多元治理主体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完善问题导向、科学思维、依法防控的联防联控联保联护机制,提高合作治理效能。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加快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合力,共同打响打赢疫情“防—控—治”的人民战争、攻坚战、总体战、阻击战。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