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电视法制节目的审美特征

电视法制节目作为全国各类电视节目中的新生形态,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究其根本,是"法"的作用在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体现.那么,电视法制节目为何会吸引受众的"眼球",在上升到审美层次后它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本文研究认为,较之其他类别的节目,真实可信、教育感化和凸显大众意识等内容的有机结合赋予了电视法制节目以独特的魅力.     

论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的战略意蕴和基本原则

当前在全团开展增强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是共青团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具有深厚的战略意蕴。开展增强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必须坚持党建带团建、理论学习与主题实践活动相结合、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为主、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等基本原则,从而增强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当今社会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介绍了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包括加大学生学习法律的力度,培养学生的现代法律观念,实行依法治校等。     

加强自我防护意识是减少警察伤亡的有效途径

目前,袭警事件时有发生,对警察自身安全构成了严峻威胁。导致警察伤亡的重要原因是警察自我防护意识差。因此,在强化领导者的自我防护意识培训的同时,还要加强警察的自我防护判断能力的训练、队组技战术动作配合训练和防护装备熟练操作训练。     

论警察学习民法知识的必要性

加强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公安工作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矛盾多发时期，公安民警执法不当或不规范引发的负面舆情时有发生，这对警察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警察执法的水平和能力的高低，执法过程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故此，警察应该加强民法知识的学习，强化民法意识，主动维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这对转变警察执法理念、规范警察执法行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犯罪故意程度的划分及其法律价值

犯罪故意不仅有类型之分,而且有程度之分;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缺乏探讨,不利于此领域研究的深人发展.国外同仁的探讨,虽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但仍有失偏颇.依据故意心理态度形成过程中的自觉性/独立性状况,犯罪故意程度可划分为主动故意、被动故意和被迫故意三个程度递减的层次,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和立法价值,体现了罪责刑相统一的法治精神,有利于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对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理论探讨.     

论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建构途径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宪法权威存在于三个层面：法律文本上的权威和公民意识中的权威和社会实践中的权威。我国存在着宪法权威缺失的情况。建构宪法的权威，同样需要从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 ——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

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掌握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学理层面论证其霸权合法性。冷战结束以后，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理论流派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成就了“欧洲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与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设已初见成效，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建设上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只有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力。     

肯尼亚宪法改革模式与埃及革命模式——非洲两国模式比较及启示

肯尼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机遇下，进行了宪法体制改革，确立了主权在民、人权自有等的思想和原则，并建立了切实的保障制度，不但完善了肯尼亚的政治体制、对既有利益触动较少、对经济的破坏较小，还有力地推动了肯尼亚“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的大发展。埃及在社会矛盾集聚后爆发了革命，在短期内对政治、经济的破坏都比较大，也并未尽如革命前埃及人的愿望，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产阶级的解释逻辑与叙事困境——以中产阶级的学术共同体为例

中产阶级“稳定器”、“缓冲阀”的功能较为重要，其讨论出现于90年代，巩固于2000年。以稳定器为主线，梳理中产阶级研究文献，分析中产阶级的叙事结构，发现阶级意识在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自相矛盾的处境。这一矛盾的处境也同样在研究者不同的解释逻辑体现出来，同样无法避免叙事困境。叙事的阶级立场凸显出来，表现为阶级阵营的统一与阶级意识的分化，以及阶级行动的调整。尤其是作为学术共同体，“中国模式”又凸显出来，阶层化的边界意识增强，使得学术对话陷入了自我的封闭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