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法”对消费者公益诉讼限制性适用之评析

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了关于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立法者对该制度做了一系列规范性的限制。该规定在防止滥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功能的发挥,妨碍了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不妨考虑对消费者公益诉讼进行非规范性的限制,即通过完善传统的私益诉讼等其他救济路径,间接限制公益诉讼的适用。该做法既不影响公益诉讼的适用,又有利于其他维权方式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推动消费者维权制度的发展。     

当事人询问在行为保全程序中之构建

当事人是案件过程的亲历者,是事实认定的最佳信息来源,其陈述助益真实之发现;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具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是最差的证人,其陈述阻碍真实之发现。鉴于当事人对案件真实发现正反两面之功效,向来以正确而慎重裁判之达成为目的诉讼程序,将当事人询问规定为补充性证据,并居于证据种类排序的末位。而在以简易、迅速而经济裁定之达成为目的之行为保全程序中,首先询问当事人既能契合程序固有的快速解决机制,又可以满足被申请人甚至案外人之程序保障,使得法官尽早掌握案件要点。因此,取消当事人询问之补充性地位,并置于证据种类排序的首位更符合诉讼目的。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与规范

本文以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表达事件”为切入点，提出其作为法制外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尴尬地位；进而以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为坐标，分别对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文本规定与其他国家有关集会游行示威规则进行分析比较；最后，本着务实与渐进的原则提出了重新审视并改进我国集会游行示威相关规则的建议。     

仪式与司法建构

文章从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与实践出发,引入仪式在日常生活和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及作用,从而阐明仪式对立统一的存在价值。其次,从陪审制度这一现代司法仪式的阻断功能、辅助司法权威功能以及稳定司法功能进行全景式考察,阐述陪审制度借助仪式这一载体而体现的独特价值。     

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浅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必须研究和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初探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的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应当以使用假币罪定罪处刑。在犯罪认定时,客观要件之中的“使用”行为不应以置于流通为必要;只要能够根据基础事实予以合理推定其主观上为“明知”,就足以认定其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由于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较小,因此处刑时应结合我国针对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立法变动情况,对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原则上只判处罚金刑,而是否侵犯公私财产权这一随机客体也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     

对公安民警心理行为训练的几点思考

心理行为训练是提升民警心理素质、改善心理健康水平的训练方法，目前的心理训练在提高民警一般心理能力、团队合作、维护心理健康方面开展较好，至少发挥着缓解压力也掘潜能、学习合作、完善人格的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心理行为训练的作用，我们还应继续在心理行为训练的内容、组织形式、实施过程等方面进行改进。     

差异性社会:基于政治学层面的思考

差异性社会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客观定位。其中,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差异性社会形成的基点;规范人的主体性行为是差异性社会的制度要求;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是差异性社会的基本任务。从政治学层面梳理差异性社会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有一定意义。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与发展态势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而出现稳步回升的势头，经济质量也出现新的转机。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将转机变为战略性转折，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政策，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必须探索和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律制度建设，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促进制度创新，切实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之正当依据

有关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依据主要存在“风险创设”、“比较过错”、“值得保护”以及“自我答责”、“期待可能性”几种代表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但这些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首先，脱离刑事责任的内在结构本身，片面地理解犯罪构成对刑事责任的决定性作用；其次，将被害人过错理解为纯客观情境因素，无视被害人这一“人”的能动要素对犯罪构成各个层面的复杂、全面的影响。因此，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明性都是有限的。只有从刑事责任的内在构造入手，分析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内在构成要素的全面影响，才能真正探寻到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