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思维下的公司机会原则——以《公司法》第149条为中心

公司机会原则的适用主体总体上可以准确地界定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不包括监事和独立董事。公司机会的认定取决于是否源于职务便利获取,而不应限定为是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获取。公司机会原则与竞业禁止存在竞合,但是两者又各有不同,不应将二者混淆。公司机会原则与保密义务存在牵连,需要分清。违反公司机会原则,公司享有归入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特定情形下,公司可以向机会提供的第三人索赔。     

论设立中公司交易的责任

设立中公司交易就是在设立公司过程中的交易行为,是设立中公司的行为。设立中公司交易主要有设立中公司合同和发起人协议。设立中公司在法律地位上属于一种合伙企业,第三人可向承担顺位连带责任的设立中公司与发起人行使双重优先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对此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我国对于设立中公司交易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却很不完善,建议借鉴先进国家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     

试论公司的营利性与社会责任

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法人。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可以说,营利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是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而公司的社会责任则要求公司在谋求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为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公司的营利性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公司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公司良好形象的树立、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更有利于公司的营利目的实现。     

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的法理评析——兼论公司立法的价值抉择

我国《公司法》第64条规定的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着质的差别。对一人公司实行"法人格滥用推定",实质上是自始就没把一人公司当"公司"。这不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在法律上有违平等原则,并有可能打击人们创设一人公司的热情,从而使"一人公司"仅仅停留于纸面而失去实际意义。为追求自由、效率、公平、安全等价值目标,我国《公司法》应当取消专门针对一人公司的"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转而对包括一人公司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公司统一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机理,其设计的目的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公司作不背离股东目标的有效率的运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结构设计存在的诸多缺陷,造成公司实务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化,我国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改与完善公司法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商事主体的多元化——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合伙企业作为独立的主体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合伙企业能否为法人制度所包容的争论却进一步升级.有限合伙与合作社的出现丰富了我国商主体的类型,也对原有制度形成了冲击:有限合伙企业的自治权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协调问题,如何认识合作社的性质和功能等.     

评我国《公司法》中的认缴资本制

我国新《公司法》将过去单一的"法定资本制"调整为"认缴资本制"和"法定资本制"相结合的资本制度.但该资本制度的缺点是股东首付的法定出资比例稍低,缴清全部出资的期限稍长,特别是在我国信用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不利于交易安全.因此,应将股东首付的法定出资比例提高至40%至50%,并适当缩短缴清出资的期限.     

论危机证券公司的救助制度

危机证券公司的产生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当发现问题证券公司接近或已经丧失流动性清偿能力或资本清偿能力时,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风险处置.救助证券公司不能以行政代替市场,以次参优,形成"木桶现象",而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实行信息公开,不搞"暗箱操作",更不能以简单重组代替退出,致使风险越积越大.因此,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需要对救助条件、救助主体、救助的方式等做出规定.     

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生产守则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其核心是约束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从而承担社会责任.基于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其所倡导的生产守则必然会与东道国国内法发生联系.同时,生产守则虽然是跨国公司自行制定的规则,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关注这种规则的法律效力.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制定统一的生产守则已经成为趋势.     

资产证券化SPV设立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下采用信托和公司两种组织形式来担当SPV还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障碍 ,不论采用哪种形式 ,都必须对SPV豁免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对实体公司的许多要求 ,其中包括最低资本注册要求、证券发行、财务制度、税收豁免等问题 ;为实现真正的“破产隔离” ,SPV的投资主体应该由发起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来担当 ;而对于整个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控制最好是用特别法来规范 ,不宜因此而对现有法律进行大规模地修改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