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怀俄明州刑法述评--以比较法为视角

美国的法律在试图向法典化迈进的征途中被深深地打上了其固有的英美法系传统的烙印,怀俄明州刑法一方面向法典化迈出一大步,另一方面也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本文概述了该州刑法的主要内容,从比较法的角度上指出迈向法典化中的问题;同时指出法律规范是民族文化的积淀,两大法系的立法模式及其运作孰优孰劣,有待于法律运行的实效去检验,移植一项法律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培育该制度赖以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并针对性地提出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依法纳入司法轨道的设想     

腐败犯罪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确立腐败行为刑事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刑事法律本应具有这方面的内容 ,却因相关司法解释的限制性规定使之成为法律的“白条”。因此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确立腐败犯罪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商业承兑汇票诈骗犯罪及对策探析

企业和银行相勾结,把真实的商业承兑汇票、伪造的贸易背景材料和银行的虚假贴现相结合,办理转贴现、再贴现骗取银行资金,名义是“融资”,实际是票据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应理顺公、检、法机关的纵向联动机制,建立银行、企业、工商等部门的横向协作机制,在始终坚持打击票据诈骗犯罪的同时,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提供防范指导、信息咨询和法律帮助等方面的服务,在防控、打击票据犯罪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本近代刑法变革简述

刑法是国家之中的重要法律部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的刑法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发生了数次变革,这种变化发生的历程深刻体现着日本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进程中的被动性,而这种被动性中又有着很强的独立性。     

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迄今为止刑法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 ,即农业社会的具体刑法或实质刑法 ,工业社会的抽象刑法或形式刑法 ,知识社会的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近代刑法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历史形态 ,它是对工业社会抽象刑法的修正。由于知识社会以综合性、目的性为基本特征 ,相应地 ,知识社会的刑法也显现为一种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以目的为主意味着刑法理念的深刻变化 ,突出表现为正义的目的化与效率的目的化。综合刑法主要体现为刑法内部不同理念、制度的综合和刑法外部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综合。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之改革

参照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 ,应对我国刑事赔偿制度进行如下改革 :错案赔偿不能以一审或二审是否判无罪为标准 ,而应当是在终审判决有罪以后发现新证据并经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况下对已经服刑的当事人赔偿 ;如果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合法执行公务 ,即使被告人最终被判无罪 ,也不应当赔偿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因为被逮捕、拘留或其他执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失 ;如果系非法拘禁 ,即使被告人被判有罪 ,也应当赔偿 ;应当将搜查、扣押财产列入刑事强制措施之中 ,以区别合法的搜查、扣押和非法侵犯财产权 ,并落实对侵犯财产权的赔偿。     

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学分析

将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限定为刑法典与刑事司法过程的实际性质严重不符。实际上 ,反映刑法精神的一般法律原则、相对恒定的计划型政策在疑难案件的判决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要不是在空泛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依凭于法律解释学 ,我们就必须从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出发 ,将原则、政策、规则纳入罪刑法定之法的视野中。     

德日犯罪论体系思维模式探究

任何犯罪论体系的建构都需要一定的思维模式作为其支撑点。目前 ,德日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应以目的合理性为基础建构犯罪论体系 ,并对范畴论体系提出了批判。然而 ,作为目的合理性的实现途径是建构形式合理化的犯罪论体系还是实质合理化的犯罪论体系 ,见解并不一致 ,论争仍在继续。从当前德日通说体系各要素的功能和运作方式来看 ,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合理化在体系中都有所体现。而在该体系中 ,行为概念并不是体系的要素而是体系运作的逻辑起点。     

论检察权与被害人人权保障

检察权作为一种贯穿刑事诉讼始终的国家公权力,在保障被害人人权方面具有特殊的职责和价值。我国应明确界定检察权的性质,合理确定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内涵,以便完善检察权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保障被害人人权方面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