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益保护视野下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金融权以及发展权的保护和支持。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历经十几年,金融形式不断创新,体现了对农民权益的支持与保护。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存在着目标偏离、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支持等问题,需要重塑农村微型金融的发展目标和完善农村微型金融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     

论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生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新品种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益进行平衡。因此在这里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提出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制度完善建议。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下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权力观的错位。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从制度层面上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从而阻断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通道,最终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信赖与信赖利益赔偿新论

信赖和信赖利益赔偿并无必然联系,信赖利益赔偿与过错也无必然联系,信赖利益赔偿与期待利益赔偿也非绝对的排斥,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同时主张,信赖利益赔偿不限于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在合同合法有效但又不适宜给予期待利益赔偿时,也可以适用信赖利益赔偿。     

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计划的可变性比一般行政行为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在什么情况下保护,以什么方式保护就成为研究行政计划变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行政计划的内容是否可诉存在较大的争论,与之相比,各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判决对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利益是否可诉的观点则较为一致,承认了行政计划变动下相对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本文认为,行政计划的形成过程应当重点保障公民和有关专业人士和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等,使计划形成时具有科学和民主的程序保证,而对于行政计划的变动过程则应更多地在法律权利保障和防止或制止行政计划裁量权滥用的外部控制机制上进行制度构建。     

侵权行为法对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传统上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仅为绝对权。现今已扩张至将相对权以及权利外利益包括在内。虽在保护客体上主要国家取得了一致,但在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上,世界范围内却有两种相对的立法例：差别保护立法例与平等保护立法例,从侵权行为法中的价值衡量出发。对比两种立法例可知平等保护立法例较之差别保护立法例更为可取。     

专利复活问题研究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专利的申请也呈现越来越全球化的势态。由于专利技术在各国存在的差距等原因,导致在大量的专利活动中存在着专利法复活的现象。通过对专利复活问题的研究,探索专利复活对于现代专利制度存在的意义和危害,着重从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制度来剖析专利复活是否合法。     

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From ‘Doctor Knows Best’ to Dignity: Placing Adults Who Lack Capacity at the Centre of Decisions About Their Medical Treatment

In 1989, the House of Lords first derived a ‘best interests’ test for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adults who lack capacity from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and, now codified, the test continues to apply today. The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sets out a non‐exhaustive checklist of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but it gives no particular priority to the patient's wishes. There is also no formal expectation that the patient will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any court proceedings in which her best interests are to be determined. This article will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oviding additional guidance to decision‐makers in order to help them navigate both taking seriously the wishes of people who lack capac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not abandoning patients who need help and support.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advocates formalising current best practice in the Court of Protection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series of rebuttable presumptions, or starting points.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侵权构成模式——以“民事权益”的定位与功能分析为中心

依国内学术界多数观点,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权益进行区分保护,所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侵权构成模式属于法国法模式。但是否将民事权益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判断要素,才是法国法模式与德国法模式的本质区别。我国侵权责任法契合未来民法典的整体布局,明文以民事权益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判断要素,在立法模式上属于德国法模式。但在适用层面,德国法模式未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侵权责任法（尤其是第2条）的独特规定及特色不同于德国法,并缺少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和第826条类似的法规范支撑。可依“欧洲侵权法原则”提出的“弹性制度”解释权益的区分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