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电视商业模式的著作权困境与反思

互联网电视刚面世就遭遇了不断的知识产权纠纷,其商业模式的性质各不相同,并引发了不同的侵权行为。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的基础性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按照利益平衡的要求做出合理的判决。为了促进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和著作权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满足公众的合理需要,应理性地寻求维系利益平衡的作品管理机制和新的商业模式。     

The Burglar Alarm That Just Keeps Ringing: A Response to Zaller

American journalists filter the world of politics through a set of presuppositions about what politics is and should be. Listing seven presuppositions that undergird political reporting,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Progressive Era”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U.S. journalists understand politic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identifying several alternative visions of politics and suggests that in practice journalism is sometimes broader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than a Progressive Era vision would anticipate.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浅论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缺失及保障

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特殊的生存环境与地位,使其不但承受着来自生产、生活、精神三个方面的压力,难以享受到小康社会的福祉,而且诸多权益难以保障致使其沦落为一个弱势群体。这种现象不但影响着农村留守妇女的全面健康发展,更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新农村建设。所以,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妇女的制度保障体系,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强有力的权益保障和支持,培养并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权利意识和能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环境利益的民事立法保护与救济

民法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维护主体民事权益的功能,就是因为其拥有一整套完备的民事权益体系,并针对民事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救济。现如今,处在环境问题以及其带来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应将"环境利益"纳入民事立法之中,促使主体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与救济。通过确认环境物权、引入环境人格权,以及对《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的完善,进一步加强环境利益在民事立法中的保护与救济。     

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论

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是身份犯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范畴,它直接决定了身份犯具体问题的展开。发端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义务违反说"、"法益侵害说"以及建立在二者基础之上的"综合说"都不能圆满地说明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学者关于此问题的个别看法也不无纰漏。以"身份法益侵害说"作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与公共利益研究

一般认为著作权法是私法,以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为归依.然而,随着网络时代著作权人专有权的不断扩张,作为限制著作权人权利的合理使用制度越来受到重视.一方面,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公众对作品的接近、增进了知识和学习、促进了民主文化;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是判定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的重要指标.从公共利益视角审视合理使用制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论聚众淫乱行为不应纳入犯罪圈

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了聚众淫乱罪,但将此种涉及隐秘私生活的行为界定为刑事犯罪,并不是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从法益侵害理论、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价值论等角度衡量,将聚众淫乱行为犯罪化缺乏合理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是刑法对道德领域的入侵,易导致刑罚的负价值。因此应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