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为庆祝新中国60华诞而作

新中国60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经济小国的地位,实现了向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步伐。这个成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天水在关中-天水经济区中的定位及发展思路

通过对天水市在关中-天水经济区比较优势与存在劣势的分析，提出了天水的城市定位，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     

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化时代，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电子证据在侦查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然而，电子证据在法律上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给经侦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提升电子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作用，需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定，明确电子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时要对经侦民警进行必要的电子取证培训，提升电子取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涉及电子证据的经济案件的顺利侦办。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研究30年回顾与启示

在1979年两岸关系逐渐趋于缓和与恢复的形势下，海内外对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并逐步展开和深入。近30年来，随着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程，两岸经济关系研究先后经历了三次热潮，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和研究基础，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梯队。两岸经济关系研究深受各种经济理论思潮的影响，如经济市场化理论思潮、经济全球化理论思潮、经济区域化理论思潮和民族化思潮等都反映和折射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研究两岸经济关系，应从符合两岸同胞根本利益、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论“接触权”——著作财产权类型化的不足与克服

随着技术保护措施成为网络时代著作权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接触权”从公众接触政府信息的人权变成为了著作权人控制利用人接触作品的“私权”。当对作品的主要利用方式从占有载体转为直接体验内容后，著作权人是否享有控制他人接触作品内容的能力就显得相当重要，“接触权”突破了建构于18、19世纪的传统著作财产权体系，其正当性源自对网络环境下作品利用模式的适应，是应对科技发展所做出的合理设计。     

论经济法的系统间整合功能——基于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

哈贝马斯从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出发,论证了法律充当社会性整合媒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为经济法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我们据此可进一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与经济活动系统之间的交往媒介,既是一个不断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法律规则的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协调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冲突、促使两者交流和沟通的行动系统。正是因为经济法所具有的这种独特功能,使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律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经济法实现其系统间整合功能的路径,在于完善为协调两大系统的语言冲突和价值冲突所需要的各种程序建制。这种关于经济法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论解说,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格局与日美经济竞争态势的演变

国际格局演变必然对国际行为主体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从而对该国的国际经济竞争能力产生影响。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美苏争霸和东西方冷战的两极格局,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而日本利用这一发展机遇,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在日美经济竞争中呈现出"日攻美守"态势。冷战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走向多极,日本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日益严峻,日美经济竞争态势逆转,呈现"美攻日守"态势。     

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法经济学分析

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就是雇主要为其雇员的性骚扰行为负责任。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对于监督管理者雇员实施的交换型性骚扰雇主承担严格责任;对于敌意环境型性骚扰雇主承担过错责任。这对预防与抑制职场性骚扰更有效率,同时,可以使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涉众型经济犯罪之特征、成因及防控措施

涉众型经济犯罪是近年来我国经济领域中呈高发态势的犯罪类型之一。该类犯罪以涉案范围广、涉案数额巨大为典型特征,极大地侵害和威胁了我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分析其特征、成因及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是时下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     

Strategic Alliances: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Mexico Under Neo-Liberalism and Crisis

Abstract –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neoliberal policies implemented under Carlos Salinas Gortari (1988–1994) changed the nature of state-private sector relations in Mexico. The paper attempts to show how Mexico's entry into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solidified a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business. The drastic peso devaluation of December 1994 and the ensuing economic crisis however, threatened to shatter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new allianc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paper thus, explores how the Ernesto Zedillo regime (1994–2000) addresse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capital class and strengthened its transparent tie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e paper argues that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more transparent strategic alliance formed under the Salinas administration, big business continues to be brought into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and that in fact, Zedillo continues to intervene on the side of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