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高校工会：转型期的诉求责难与制度改造

高校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法定"代言人",基本职责是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中,其"代言人"资格却饱受职工权益诉求的责难,并不得不接受职工群体性的民意检验。在当前国家市场化专营并未得以完成的局面下,高校工会的社会定位依然依赖于国家的观念性和制度性输出。伴随着此种转型前景的日趋明朗,尤其是高校"去行政化"的趋势,高校将来的属性可能更为类似与当前国有企业,届时高校工会的定位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转变。而这一切的实现将依赖于国家对目前工会"双重受托"属性的制度改造。未来的高校工会应当成为职工权益的代言人。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改革发展——当代语境下的恩格斯晚年书信诠释

社会现代化境遇中,重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有助于挖掘其思想的当代价值。从社会哲学的逻辑定位看,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四位一体"战略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是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会促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最终为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建设与文化改革发展的及时跟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有巨大反作用,从而为破解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题提供新动力和赢得制度保障;文化的改革发展释放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契机。     

政治与学术的张力: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论略

蔡元培在现实与理想的困顿中追求教育管理"去行政化":对内官僚袪除,强化专家治校,取得很大成就;对外政治抗拒,倡教育独立,但成效了了。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去行政化"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构建专业型学校管理文化,实行校长管理专业化;建立服务与监督的府校关系,而不能以反官僚的名义片面追求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思考

目前,我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存在着教学形式单一、考核评估方式单一化、职业道德的培养缺乏针时性等问题,急需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来克服这些不足,而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正好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了有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必须做好加强诊所教师培训等八个方面工作,才能真正改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辛亥百年,沅澧群英——《辛亥沅澧人物史话》课程建设随笔

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地处湘西北的常德诞生了一批品质优秀的民主革命志士,他们在辛亥革命的不同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湖南文理学院历史专业增开了《辛亥沅澧人物史话》。就该课程的开设动因、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学习方法和建设意义作个简单汇报,以期对高校特色课程建设和改革进行探讨。     

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为参考

简易程序是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重要方式。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确立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又对其进行了重要改革。但任何制度设置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本文将通过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主要内容包括简易程序多元化、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与改革救济途径三方面。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提高党校教学质量

党校作为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的主阵地、主渠道,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变化,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教学改革,以不断提高党校教学质量：一是转变教学思路,大胆借鉴＂现代培训理念＂的精华;二是创新教学形式,大力推行＂研究式教学＂模式;三是改革教学内容,努力做到＂依需定学、因需施教＂;四是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构建＂开放型师资队伍＂。     

On The Trial-centered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er of the judicial system, but also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modern criminal structures.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proposed reform to the trial as the center of litigation system, to provide a policy basis on which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n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body perform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trial centered” litigation model, how to build the sui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arget to be completed in Litigation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