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医疗过失案件中注意标准的确定——从历史的视角纵向分析

医疗注意义务是整个医疗过失理论的核心,而注意标准概念则是重中之重。本文从不同时期的判例着手,重点展示美国的注意义务标准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总体趋势：合同还是侵权,单一程式标准还是多因素可变标准,提高病人安全还是控制医疗费用。通过分析不同时段内法理与司法实践的主要特点,本文将美国医疗注意标准的各种影响因素逐步列出,突出行业惯例和地域因素在整个体系内的辉煌与落败。如今美国的医疗注意义务标准也面临挑战,即医疗保健体系与医疗保险改革背后对医疗费用控制的政策对它产生了冲击。     

美元本位制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发展到当前的美元本位制已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分析美元本位制的发展历史与特征利于深入发掘该制度所蕴藏的经济、政治内涵。通过对其“中心——外围”框架的剖析,揭示美元本位制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良影响的深层原因。同时以多种分析方式,研究美元本位制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     

公正执法的问题和解决之策

执法者执法不公,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社会发展。实践中,“官本位”的执法观念、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缺乏、法律监督机制运行不畅、基层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等是影响当前公正执法的主要因素。完善公正执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和责任行政的执法理念,强化行政执法权力监督平衡机制和功能,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完善行政法律体系,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尿液中铊的微波消解ICP／AES标准加入测定法

目的建立尿液的微波消解和金属毒物铊的ICP／AES标准加入分析方法。方法取1．0mL尿样于聚四氟乙烯消解管中,加入3mL浓硝酸和0．5mL双氧水,进行微波消解。冷却后,用2％的硝酸定容至10．0mL。根据标准加入法进行ICP／AES定量分析。结果回收率为101．5％,检出限为2．6ng／mL,线性范围为0．05ug／mL～2．0ug／mL。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回收率高,检出限低,可多元素同时测定,结果可靠。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说略

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前,必须有两个准备:一是具有比较丰富的人文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积淀;二是选好题。选题要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意义;要有创意。选题的动因大抵有两种,其一是兴趣;其二是角色要求。后者越来越成为写作者的主要动机。确定选题之后,必须列写作提纲,并在翻阅材料当中不断充实提纲。进而进入写作过程,写作过程是一个将自己的观点与材料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用自己的思路驾驭材料、统领材料,使材料为自己的论述服务的过程,所用材料必须标明出处,写作还需合乎规范。写作过程完成后,必须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进行修改,达到首先能说服自己,进而说服他人的境界。     

论滥用诉权

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建立的基础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当事人行使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诉权的行使一旦超出了合法界限,就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诉讼随着纠纷而启动,从而出现了滥用诉权的问题.如何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权的表现形式,都是当前需探讨的问题.     

情节犯之情节的犯罪论体系性定位

在我国刑法定性加定量犯罪定义模式下,如何对刑法分则中的情节和数额要求即所谓定量因素进行教义学解释,明确其在犯罪论中的体系性地位,继而确定其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刑法学上难解的"理论之结"。通过剖析构成要件的不法类型本质与诠释学特征以及我国学界关于构成要件质与量关系的见解,可以看到被司法解释补充与修改的我国犯罪构成所具有的特性它不仅是德日刑法理论意义上的为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划定预设空间的不法类型,也是一个包含了基本构成要件、加重结果、客观处罚条件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因素的"类构成要件复合体"。由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组成的"构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为界定我国刑法中情节和数额要求的犯罪论体系性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专利保护平衡机制的实现——兼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因文字语言表达的限制,专利权人较难通过权利要求足够好地描述其发明构思,在权利要求公示的基础上,通过引进等同物来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发明构思,成为各国的通行做法。在构建等同侵权的要件、确认等同侵权的例外方面,遵循公平原则始终是平衡专利权人与公众利益的标杆。现有技术抗辩中采用"容易推导"代替"新颖性"标准,等同侵权中以"置换容易性"代替"无创造性"要件,法官在评价"容易推导"及"置换容易"时参考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专家证言,可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     

证明,当真没有标准吗?——也谈证明标准兼与张卫平老师商榷

证明标准本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在具体分类中,标准一方面可能因主体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会影响证明标准,但这些反映在证明标准具体内容上的不确定并不能否定标准的存在价值,反而更加证明其存在的客观性。证明标准的构建并非在于明确的可操作性,而是在宏观上和理论上建立一种在诉讼中认定事实的理性主义,其实际意义在于给法官提供这样的底气和自信,那就是特定类型的裁判应该坚持对应的主观确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