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试论登记的效力——从一起财产分割案件谈起

登记的效力,外国立法例有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托伦斯登记制度三种不同观点。登记是物权变动的要件,具有公示、公信和警示作用。我国法律采取了登记要件主义,但对于登记的范围应加以具体规定。物权变动应与原因行为相区别。动产登记采登记对抗主义。     

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它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毒品案件中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及运用

毒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类言词证据的收集,既要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更不能片面地理解“零口供”,只有全面的掌握案件事实,运用辩证的逻辑推理,才能使言词证据成为认定毒品案件的可靠手段。即: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全面收集证人证言;对查获的毒品交专门机构做出定性鉴定结论;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电子证据制作主体身份辨真难点及对策--以我国首例网络色情案为例

网络时代,利用网络犯罪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反射到刑事法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以我国首例网络色情案为例,首次从刑事证据法学角度,对电子证据制作主体身份辨真的定位、存在的难题和困惑、认定的对策等方面予以剖析,以期对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依法行政下的行政许可--以自由裁量权为视角

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不可忽视或否认,科学的态度是考虑如何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行政许可存在自由裁量权,但应比其他行政行为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法律机制中,程序控制更应受到重视.     

论刑事侦查中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

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是刑事侦查中一种特殊的证据收集措施,是由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命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交与案件相关的电子数据,与搜查、扣押措施相比,它能更有效地、迅速地获取电子证据,同时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权,但是其适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提交令措施是该公约缔约国设置本国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的最低立法标准,通过将其与我国的调取证据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论公证的证据效力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之一,也被视为公证与私证的主要区别。公证的证据效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证明的内容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二是从证据材料的优先性来看,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公证的公信力是公证证据效力的渊源,而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这种公信力提供了保障。公证证据在诉讼证明中可以成为书证,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属于可予认知的内容,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初步可信的证明效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辩驳和推翻的。目前,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简论孔子领导思想的传承意义

孔子领导思想经过两千多的为政者的实践,证明它们仍具有真理性。其中,德治为上,恪守中庸,注重教化,修已安人等思想对当今的领导者仍有传承价值。     

如何构建控辩平等的取证机制之调查研究

从分析我国控辩双方取证能力之现状入手,认为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没有解决控辩双方取证能力严重失衡的问题,故立法追求庭审对抗实质化的意图未能实现。该调查报告在分析当事人主义庭审模式下,应为增强被告方取证能力采取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实现我国庭审实质化而必须增强被告方取证能力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