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践行的誓言——关于法官法治信念的考察报告

当下的中国法治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司法理念含有太多政治因素，而司法过程中包含着太多的人情等因素，法律效果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以至于法律不能以自身独立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我们不反对法律工具主义，也不反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法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活动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无疑对司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想使其更好地发挥理念的指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探寻其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法治不等于政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法治对政治有约束作用，法治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法治服务于政治不能抛开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来片面地追求社会效果。如果离开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司法规律办案，将会彻底断送司法公正。     

On the Meta Rule of Energy Law: Contextual Reality Centered by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lack of the meta rule of energy law is the essential problem for the current conflict of energy law appositions and the valid establishment of theoretical system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set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which symbolizes and normalize the energy revolution as the meta rule so that the problem is likely to be solved. The reason that energy transformation can be the meta rule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reference of philosophical and law theories, but also the proved truth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hale gas revolution in the U.S. Therefore, in establishing the energy law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meta rule status of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set up at the proper time to promot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in China.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对侦查取证的影响

侦查取证以刑法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为指导，围绕刑法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的需求展开工作。犯罪构成理论直接指导侦查取证的进程，是推进侦查工作深入进行的实体法理论依据，为侦查取证工作的对象、内容和指向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侦查取证的结果则成为犯罪构成理论适用的基础和依据，犯罪构成理论能否得到全面的诠释依赖于侦查取证的结果。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存在不足，导致侦查取证人员的思维倾向有罪推定，片面搜集证据或证据移交不全。     

浅谈计算机犯罪现场勘查

计算机犯罪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 ,其犯罪现场是不可见的 ,具有潜在性、后发性的特点。要做好此类犯罪的现场勘查 ,必须充分掌握其现场的保护方法、勘查方法、证据的收集等。     

测谎结论证据价值分析

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明显的证明作用而具有证明力 ,但在我国因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合法性而不具证明能力。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 ,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证据的体系中 ,明确规定其为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同时应尽快完善测谎技术、更新测谎设备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几个问题

以德治国,是党中央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否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德治国的正确实施能够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的关系,个体的道德自律是法律他律的基础.以德治国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市场快速发展与滞后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尖锐矛盾造成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兼治民德与官德.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论鉴定结论的系统化规制——以证据能力规则为视角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规定比较粗糙，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规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通过对鉴定人与鉴定结论的限制，保证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并不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运用证据能力理论构建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够保证合法有效地运用鉴定结论。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