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研究 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落实,对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文章选取边疆民族地区耿马自治县及M村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文本内容为分析对象,运用R软件进行关键词提取、绘制聚类图谱,采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词频统计和词云制作。结果显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的主题包括:新农村建设、“三农”工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社会发展等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总结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模式的基本架构。最后,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以政策协同、项目协同、服务协同为分析框架,以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为着力点,实现生态共治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长效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治理色彩,福建省邵武市在推行这一模式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一肩挑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地方投票未能准确反映村民意愿、少数地方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一肩挑负责人未有效协调农村两委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新构建的机制整体上不够完善、诸多人员尚未适应一肩挑这一新的机制。建设一肩挑运行的长效机制的路径主要有:坚持基层民主推选,确保选举真实合法有效;拓宽人选渠道,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     

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空间时有体现,成为不和谐因素,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定团结,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治理历史虚无主义,在政界、学界和新闻工作中始终强调历史清醒和政治正确,树立底线意识;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历史观塑造;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维护历史共识和民族英雄声誉;着力治理网络舆论,源头防范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举措,存在典型的单向度思维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采取的一些做法对当前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政府治理成本与公民满意:内在联系与成本控制

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高效化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公民满意的必要条件,而公民满意有利于政府治理成本的高效化,二者内在关系紧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控制压力加大,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公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广大人民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树立善治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遏制扩大治理成本的原始动机;树立人民至上的服务观念,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遏制制度性成本;树立质量观念,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树立公平与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调节机制,健全政府成本会计体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有效性。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认识执政风险的必然途径

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是认识执政风险、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对执政风险的认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成过程;对执政风险的认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新时期要在全面认识执政风险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社区自治：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主要经历了行政型、合作型两种模式。实现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但目前条件尚未成熟。要实现社区自治的目标,必须从加强社区治理的法律建设、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区理念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