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归因及疏导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社会难题。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也呈增长之势。从社会心理和政治心理层面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可以为找到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方法,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理疏导提供帮助。     

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探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受＂路径依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还只停留在描述和对策的层面,更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文章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一个自然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文章对朝阳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婚妈妈＂杀婴案进行了调研,在总结此类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是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是推动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现代性文化冲突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控制或打破犯罪形成的链条,是预防特殊群体犯罪的关键。     

试论日据时期的台籍日本兵——皇民化运动负面影响之再探讨

皇民化运动时期,一部分台湾人作为台籍日本兵被强征进入日本军队,这些人既有被迫及无奈而参加的,也有小部分是志愿加入的,但此中志愿包含殖民统治高压下心灵扭曲的背景。至于极少数受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毒害者,则应予以揭露。台籍日本兵的历史告诉人们,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不必过高估计这种影响。     

论群体性治安突发事件行动中警组的先期处置

群体性治安事件突发的前期，正在该区域当值的警组首接指挥中心指令（或接到群众报警）后，常在警情紧、时间急的情况下，迅速赶赴事发现场进行先期处置。由于前期到达现场的警力有限，如何有效并妥善地先期处置事件，对于后续力量顺利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先期处置的警组应明确其职责范围．行动中遵循及时性、安全性、适度性与保全性四大原则，按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行动的实施、事件后续处置的移交工作等三步骤有条不紊地实施，以减少失误，为成功处置该起群体性事件赢得先机。     

群体性事件现场中的劝说艺术及影响因素

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置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劝说就是其一。影响劝说的因素主要有劝说者、被劝说者和劝说环境。要获得理想的劝说效果,必须运用得体的劝说技巧,如培养个人魅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相济、标签法、以害怵之法等。     

群体纠纷诉讼解决的公益性脉络及逻辑

群体纠纷公益性并不简单地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多数上,而在于它影响社会的广度和深度。群体纠纷系争实体利益的属性,决定了它适用诉讼程序解决的逻辑,而诉讼程序解决群体纠纷,一方面表明了纠纷主体对于国家法律程序的认可和尊重,同时亦表明了社会所设立的纠纷解决机制运转的正常。     

Ⅰ群禽腺病毒抗体间接hexon-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为建立一种检测Ⅰ群禽腺病毒(FAVⅠ)抗体的间接ELISA方法,以FAVⅠhexon重组蛋白作为包被抗原,优化反应条件,建立了FAVⅠ抗体间接hexon-ELISA检测方法。抗原最佳包被浓度为10.0μg/mL,最适包被条件为37℃2h加4℃过夜;最佳封闭液为50g/L脱脂乳;血清最佳稀释度为1∶100,最佳作用时间为75min;酶标二抗最佳工作浓度为1∶2 000,最佳作用时间为45min;hexon-ELISA阴性、阳性临界值为0.379。用建立的hexon-ELISA方法检测100份鸡血清样品,阳性率为45%。结果表明,建立的hexon-ELISA方法简便、快捷,可大批量检测,具有良好的特异性、敏感性和重复性,适用于FAVⅠ的诊断、抗体水平监测及流行病学调查。     

公民健康权利与义务立法研究——兼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2章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公民健康权利与义务大致呈现出单独式、专章或专节式、分散式三种立法模式。在立法内容上各国更为侧重确立和保护公民健康权利,对公民健康义务的规定则相对粗疏简略,除医疗服务获得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与尊重医务人员及他人的义务、支付医疗费用的义务等部分权利、义务类型没有较大争议之外,各国均保有较大的差异性。我国应当系统整理现有医疗卫生立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将公民健康权利与义务协调规定在未来的民法典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之中,同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增设投诉权、病历查阅权和复制权以及爱惜健康、支付医疗费用、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等权利与义务,并对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特别保护。     

工会参与群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保障

群体劳动争议因其争议主体的集体性和组织性、争议内容的多元性和争议手段的集体对抗性而内在地需要工会作为劳方代表参与争议解决。然而,在行政主导的争议处理机制下,忽视了规范化的制度建设,工会的角色定位不明晰,再加上工会自身存在较大缺陷,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群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衔接,造成了工会难以参与群体劳动争议处理的困境。因此,需要完善相关制度,确立三方机制的处理方式,明确工会在群体劳动争议处理中的法律地位,制定工会参与的具体形式、条件和程序,克服工会自身缺陷,构建群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与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对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