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集团因素

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利益集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冷战后,利益集团更是公开走到了前台,通过游说等手段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为此,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必须把美国各利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大力开展第二渠道外交.     

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研究——兼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的范畴,是深刻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的良好视角和工具.集团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民事诉讼价值下位的概念.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共通性在于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发展.     

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情感问题的探析

大学生是一群正在成长的青年,亲情、友情、爱情是大学生生活中重要的感情支柱,极需慎重对待。重视大学生良好情感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大学生学业的进步,还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工会应急协同能力评价方法研究

工会是职工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重要主体之一,而应急协同能力又是决定其应急事件处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应急能力的评估至关重要。研究分析了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过程,找出其应急协同能力影响因素,并依据协同分析方法构建了工会应急协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首次提出了工会应急协同能力及表征,即基础应急协同能力、应急处置协同能力和事后恢复协同能力,并通过实例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据此,在社会多主体治理框架下提出了提升工会应急协同能力的基本策略。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慎用警力”原则研究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原则。其中,“慎用警力”原则主要适用于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是公安部的通知通告中出现的非正式用语。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所占时间比例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警务工作时间。应当严禁公安机关违反规定从事非警务活动。进一步规范各类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的形成渊源有两个：服务型警务和地方政府利益。“镇用警力”原则的具体表现为合理用警、规范用警。     

村委会选举中的富人贿选现象分析

富人贿选是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富人贿选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压制了农村的民主萌芽,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造成了村民“政治冷漠”。结合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实践,要想使富人贿选现象得到有效的抑制,一要进一步加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二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三要规范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四要加强对选举的指导和监督。     

预防和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心理对策研究

当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劳动关系矛盾日趋复杂,各种类型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逐年上升,已严重干扰和阻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分析了集体劳动争议的现状及特点,在此基础上用心理学的理论探讨了有针对性的、可行的预防和处理集体劳动争议的心理对策,对降低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率和破坏程度,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poll booth: group size,political power and voter turnout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he presence of a dominant group of voters within the electorate affects voter turnout. Theoretically, we argue that its absolute size affects turnout via increased free-riding incentives and reduced social pressure to vote within a larger dominant group. Its relative size compared to other groups within the electorate influences turnout through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responses – in both the dominant and dominated groups – to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between group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 section of German municipalities is in line with thes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The observed effec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redesigning electoral jurisdictions through, for instance, municipal mergers or gerrymand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