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承担国际义务,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国际责任观,并以此为指导展开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外交实践。建国初期,高举国际主义大旗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履行国际义务的鲜明特色;改革开放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是第二代领导人承担国际责任的突出贡献;冷战结束后,广泛参与国际机制成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现实选择;新世纪以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新时期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民为本

人民群众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民为本;这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执政理念以及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而构建“民本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政府,要求政府的职能定位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化,建立健全民主化决策机制,并构筑起对人民群众的情感工程。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悖论与制度性重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经济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普遍性的多重悖论或困境,严重困扰着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首要前提,以地方自治为根基,以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及其均衡制约为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性重构乃是建设健康稳定的央地关系的合理选择。     

和谐社会视角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地方政府职能分析

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政府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我国传统的城市偏向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导致了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和城乡关系的不和谐,由此产生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供给成本分担不合理、供给决策机制不规范、收益分享不公平等诸多问题。本文以地方政府职能为切入点,从优化地方政府职能,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角度进行探讨,以期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参考。     

论和谐商法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哲学已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法治观念亦由"以法治国"转向"良法善治",商法应以和谐哲学为基础构建和谐商法。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律的国家强制性遭遇了强烈的挑战,法律的强制力逐渐"软化",这为以软商法为代表的和谐商法的提出提供了法理学支持。从商法的历史来看,和谐一直是商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软商法的文化传统。同时,和谐也一直是软商法的终极价值,软商法的秩序、正义、效率及自由价值均以和谐作为基础。不过,对构建和谐商法来说,适度的国家强制也必不可少,只有软硬商法结合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商法。     

全面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当前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积极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加快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体制机制、人口动态管理体制机制、社会公众参与体制机制、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探微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思想渊源是西方的人学思想,虽然西方的人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内容,但是由于脱离了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他们的人学思想陷入空想。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需要出发,探讨了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确立了实现人的自由的最高价值目标。为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族互信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构建

民族互信是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良好的民族互信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特征。民族互信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     

平衡治理与和谐控制: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视角

如果从"平衡治理"与"和谐控制"两个视角来看待社会管理创新问题,许多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要按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要求,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平衡功能,化解或减弱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纠纷。同时,在充分关注民生的基础上,尊重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运用"和谐"理念和"控制"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讲究以人为本,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对政府目标、社会目标、社会成员的目标进行整合,从而使之趋于和谐一致,实行和谐控制。     

理性维稳的回归——从“打错门”事件到深圳“5·26飙车案”

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维稳问题应运而生。政府相关部门对＂打错门＂事件和深圳＂5.26飙车案＂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两种维稳观,即暴力维稳和理性维稳。权力与权利的角逐决定了维稳的走向,以权力训导权利表明维稳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导致的是短期的暂时的稳定;而以权利驯服权力才是理性维稳,并最终达到稳定的理想状态,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理性维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是理性维稳的关键,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是理性维稳的制度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