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客观化——关于三大诉讼模式的历史解读及侦查拟像的理性构想

司法制度经历了弹劾式、纠问式和辩论式诉讼模式，各个模式都有其相应特点，而其内核则是刑事司法自觉或不自觉的客观化。侦查拟像是指由侦查主体拟制的犯罪事实图景，它是侦查主体依法凭借一定的方式方法对案件信息的挖掘重纽并最终形成的。根据拟像方法的不同，侦查拟像可以分为神示拟像、主体拟像和交叉拟像，而此三者体现了侦查拟像逐渐迈向客观化的趋势与诉求。而侦查拟像客观化有赖于侦查客观化，应该通过发展客观理性来引导对刑事法律、侦查制度和刑事科学技术等的完善，同时通过约束来逐渐消除主观的消极影响。以最终实现侦查客观化与和谐化。     

话语分析与中共党史研究

话语分析方法不仅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有利于拓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可以促使研究者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反思。     

论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国文化转型

文化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演变必然引起文化相应的改变。在近代这个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转型期,中国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波澜起伏,是任其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衰弱,还是在痛苦中完成蜕变,寻找新的突破口？从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型中,今天的人们获得了很多重要启示。昨天的历史引领着今天的道路。     

新视野·新突破·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拨乱反正中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拓了本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共党史学的基本轮廓;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僵化、封闭型的研究格局,向多学科交叉渗透、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开放型发展;形成了一支富有朝气和开拓精神的研究队伍;若干领域的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卓著.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应着重在解放思想、强化理论思维、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面研究、注重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大胆借鉴国内外其它学科的认知理论和研 究方法、改进文风等方面下功夫.     

社会科学是否遗忘了“正当”问题——评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德国历史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遗忘了对"正当"问题的思考,因而对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与道德沦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列奥.斯特劳斯批判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这篇文章试图检讨这种批判的得失,并认为社会科学,就其本义而言,恰恰是通过"倒置"自然法学说的推理逻辑,为个人的自我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建设提供知性的支持。社会科学是作为科学,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褒贬,来承当"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中间桥梁的任务。     

知识创新与社会进步

不同条件下知识创新的性质不同,由此表现出社会进步的内容也不同;知识创新推动着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成长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创新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将获得更大的力量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

文学史话语在确立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权威性的地位和影响,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即信史性、共识性、经典性、传承性.文学史的撰写形式可以多样化,具体观念也可以多元化,但文学史家却始终应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维护文学史的权威性,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正是科学发展现在史学(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     

运用党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力量源泉。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史教育，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成功经验启迪人，历史教训警示人，使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紧迫问题。把党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思考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的明确作出,是党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现实,总结了前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而作出来,是有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针对性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