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贸易便利化行动成本效益评析

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云南省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制度愈加开放,区内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关税减让成果斐然,但也导致调整余地越来越小。云南省与东盟各国在双边经贸合作中,手续和程序复杂、标准各异、管理纷繁等问题阻碍了合作的深入。贸易的非效率使人们更加关注便利化的推行。贸易便利化能提供协调、透明、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本文以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为例,对贸易便利化行动的成本与效益进行了分析对比,得出结论并指出努力的方向。     

辩诉交易的博弈分析--以囚徒困境为例

辩诉交易制度以抗辩式审判方式、法官居中裁判为制度基础,辩诉交易是控诉方与辩护方出于理性作出的行为,通过博弈论对辩诉交易进行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辩诉交易在审理取证困难的疑难案件时,虽然不理想但却十分必要,是退而求其次的在公正与效率间寻求博弈均衡,是提高诉讼效益之必要方式.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族利益协调方式研究

民族利益协调方式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不同的体制下,其协调方式也存在差异。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重视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由此衍生的民族利益协调方式也就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的形成、实现和分配由市场主导,但不可忽视的是,民族利益关系本身带有政治色彩,国家的政治资源配置在其中也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利益共享的中蒙经贸合作关系研究

中蒙经贸合作关系近年来持续升温,但两国在合作中存在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和障碍因素。同时,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及有利的政治地缘优势,使得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加快了与蒙古国合作的步伐。中国需要在理解、尊重蒙古国自身的利益诉求及其与他国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克服障碍因素,采取有效灵活的对策,促进中蒙经贸关系稳步发展。     

论意思表示错误——以与重大误解制度比较的视角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在平衡意思自治、保护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国外民法对意思表示错误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采用错误这一概念,而是以重大误解取而代之,且规定粗陋。本文从与重大误解制度比较的视角,以历史发展路径、法理基础、结构效力差异、立法完善构想等四个部分论意思表示错误,以求为我国意思表示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设性意见。     

宪法本质探析

要研究宪法,必须从宪法的实质入手,还其以本来面目。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利益,利益则体现为自然资源及社会资源,并最终抽象为权利和权力。宪法从古代到现代的演进,说明从国家这个共同体出现后,就必然出现一个调配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分配的规则或观念。国家内的利益主体的变迁导致利益分配的规则也随之变更,这便是宪法的运动模式。在宪法关系中,国家作为一方利益主体的地位是恒定的,宪法的实质也就是在确立国家这个共同体的同时,调配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及其他利益主体间利益分配的规则。     

拍卖、招标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的利弊研究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一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地价作为组成房价的重要部分,其上涨状况直接关系到房价的调控效果。针对目前地价不断上涨的状况,国家草拟了《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审批实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对当前国有土地出让手段中拍卖和招标的比例进行调整,降低拍卖在土地出让总量中的比例、提高招标的比例,希望通过这一手段起到抑制地价的作用。然而,地价的上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拍卖和招标作为两种出让手段,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对地价的真正影响仍需要检验。同时,考虑到二者在出让过程中公开性上的差异,笔者认为,不能轻易调整二者比例,而是需要经过详细的比较验证过程。本文拟通过比较拍卖、招标两种土地出让方式在对推动地价上涨的效果、出让过程的公开透明度以及对土地价值实现程度的影响程度,分析推动地价上涨的其他原因,进而客观评价拍卖、招标作为出让手段的利弊,同时对当前政策给出相关建议。     

简析经济适用房制度——以泉州经济适用房为例

经济适用房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居民的关注,在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试分析其中购买对象界定不明、并不适用、房价失控等问题,并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     

预售商品房按揭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按揭的内涵,对涉及按揭性质的抵押说、质押说、让与担保说提出了异议,从而将预售商品房按揭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物的担保方式,并经过分析按揭中存在的风险,提出了完善我国按揭制度的法律构想。     

住房权保障如何可能研究纲要

在公法意义上,早期的住宅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住房权的雏形。历史经验表明,时代的发展和人权理念的更新不断地将新的内涵注入住房权权利体系。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对住房权的普遍重视,在国内层面上如何实现对住房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渐进凸显。在立法层面,宪法和住宅法应该成为基础与核心,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应该尝试确认住房权的可诉性,实现对住房权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