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

美国司法审查的制度基础在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机制,以及权利与权力均衡的社会机制,而这种制度保障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民情为基础,西方法律文化就是构筑在独立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西方国家构建了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制度,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司法审查权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也与我国主流法律文化存在不兼容的地方。     

模糊数学理论在量刑中的应用

在模糊集合中,给定范围内元素对它的隶属关系不仅有“是”或“非”两种情况,更有中间过渡状态,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刑法中的量刑情节具有模糊性,没有明确的外延,但却有着隶属度的不同。在量刑中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利用隶属度函数将不同的量刑情节数值化,然后在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量刑的科学化。     

非监禁刑预防再犯功能的系统论考量

社区矫正系统由对象、主体、技术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社区矫正对于矫治罪犯、节省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积极功效。社区矫正具有多元的目标体系,而实现预防再犯效果的最优是其核心目标。由于缺乏实证调查与分析,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还无法定论。增强社区矫正系统内各要素的性能,优化社区矫正系统的组织结构,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外部环境,是提高社区矫正整体功能的基本途径。其中,优化社区矫正的组织结构、调整各方关系是有效提高社区矫正功能的关键。     

论我国贪污罪主体的立法沿革与趋向

1997年刑法颁布前,我国对贪污罪主体的立法始终缺乏内在的统一标准,有时侧重于贪污罪主体的形式特点,有时又侧重于贪污罪主体的实质特点,导致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时而扩大,时而缩小。1997年刑法中以贪污罪主体的实质特点为主线,以贪污罪主体的形式特点为辅线,设定了相对合理的贪污罪主体及其范围。但是,在新形势下,受国有资产的保护方式、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保护、主体立法模式、与职务侵占罪的互补关系等多种因素的驱动,贪污罪主体的设定仍需进一步修正。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思考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状况演进发展,被誉为＂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规模不断扩大,形式多种多样,这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也是我国农业迈向现代化的未来之路。引导、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嫖宿幼女罪再思考——一种国际公约的视角

嫖宿幼女罪自其设立之时就在学者中间存有争议,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影响较大的嫖宿幼女案,更将争论推向社会各界。在这些争论中,更多的意见是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并人奸淫幼女,以强奸罪论处。从国际公约的视角来看,嫖宿幼女罪的罪名确属不当,然而,将嫖宿幼女合并于奸淫幼女的意见也值得商确,事实上也难以实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当作强迫幼女卖淫,以强迫卖淫罪论处。     

民法本位新论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根本指归.近、现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比权利本位更为本原,称其为民为本位,则更确切.可在广义社会法下的经济法和行政法中确定社会本位乃至国家本位.民法本位是民法的出发点,民法价值是民法的归结点,均蕴含并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     

要约收购刍议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为获得或加强对上市公司(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而采取的向该公司所有的股东公开发出买入要约的方式来购买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通常为普通股)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上市公司收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除要约收购方式以外,还有协议收购方式.要约收购应当遵循股东待遇平等、要约慎重、禁止滥用反收购措施和保护少数股东即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证券法主要通过制定强制收购要约规则来规范要约收购行为,平衡收购者、被收购者及其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既鼓励公司的兼并重组,又不至于严重损害目标公司少数股东利益之目的,进而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稳定和安全地运行.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一核心,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主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文通过对北京市、上海市、陕西省、湖北省等地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如进行的五轮行政体制改革就有四轮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和重点。但是，职能转变收效甚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成熟、社会组织发育迟缓、行政体制改革内动力不足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的二难处境导致职能转变受阻。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所处的特殊转型阶段和市场的特定要求，决定“放松管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以及对“监管者”权力的监督。唯此，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平稳、有序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