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他者 追求超越——政府重大政策出台及实施的咨询评估制度研究（以上海为例）

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评估制度建设在本质上是一种负载文化的政治行为。上海政府重建决策咨询评估体制时,必须融会贯通世界、中国和上海三个层次的文化理念：宽容＂他者＂的时代精神;构建＂和谐＂的中国特色;追求＂超越＂的上海精神;应该从传统的决策惯性中解放出来,包容他者,超越自我;构建有上海文化品位或个性的决策咨询评估体系。     

法庭话语的机构角色与语言研究——辩护人与被告

角色是一种行为期望,它通常和社会结构或情景相联系;角色是实实在在的行为,试图满足对社会地位或社会范畴的期望;角色是资源。主要研究辩护律师和被告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的机构角色在语言上的表现形式,及与语言形式相关的目的诉求,从而从语言层面揭示作为期望、实实在在的行为及资源的角色。     

从苏维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基本特点与经验

国家发展需要合适的制度模式。中国共产党为选择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合适制度模式,从引用苏维埃制度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反复比较、扬弃递进的曲折历程,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特点与经验。这些特点与经验,凝聚着科学理论的指导、道义的担承、中国的情怀、历史的记忆、生存的需求、纠错创新的能力等多重因素,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路径选择的深刻思考与宏大智慧,极大地创新与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模式和实践经验。     

公共服务改革视阈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力探析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政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共服务的特殊职能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越来越从过去仅仅或特别重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转向更重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竞争。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服务的竞争力,公共服务竞争力是现实能力与未来潜力的统一。当前,需要通过改革创新,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改进服务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加强绩效管理等途径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力。     

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完善企业融资结构

发展相对滞后的企业债券市场，不利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该文分析了制约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债券市场的行政制度的约束和发展外部制度性的约束。要发展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一方面要转换企业债券市场行政约束制度为法律约束、市场约束制度，同时又要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做到金融监管跟进金融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银行信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分配等外部制度约束。     

象征性行动与制度实施——以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事件为例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以政府财政信息为指向的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行动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以公民名义提起的象征性行动主要目的是检验《条例》及其规则的效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施加信息公开的压力。象征性行动表明了实现信息公开的实质性目标的障碍,体现了公民的行动策略及多元目标诉求,也具有权利表达、厘定政府责任并重构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多重意义。在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民成为《条例》的实施者,具有推动信息公开的良好激励,而且公民申请实践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     

基于创意产业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

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它创造价值的巨大能力引起了全球经济对创意产业的无限关注,已成为一个城市未来竞争的制胜法宝。目前的文献资料多是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仅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中评价体系也不够完善。基于创意产业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评价体系研究,最终得出以创意产业为二级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     

关于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及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

狭义的资源型城市指依托当地自然资源进行发展的城市,而广义的资源城市则指利用当地的各类优势资源进行发展的城市,包括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交通运输资源,沿海贸易资源,高科技资源等。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历程——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总结,又是新的探索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从＂以苏为鉴＂背景下的商品生产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到完善宏观调控与民生转向这一认识全过程的总结,包括基础、主体、工具及目标等四个基本点。     

精神损害赔偿之利益衡量视域——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设计为视角

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吸纳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于制度设计的视野审视，精神损害赔偿之规范安排应当坚持利益衡量的制度进路，在对受害人实施法律救济与保障行为人的行动自由之间，寻求和给定规范路径，在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实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个案中的实质正义。同时，精神利益的保护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着眼点，对精神利益的界定与衡量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于利益衡量的视域中，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在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安排上尚存需要完善的空间，需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给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