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本应履行合同的财产挪作他用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的思考

在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经常出现争议。或是公安机关抓了人而检察部门不捕、不诉,或是受害人举报被骗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再是犯罪嫌疑人四处投诉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于是不得不就定性问题逐案开会研究,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检察院不捕、不诉决定的复议复核上,消耗在对当事人投诉公安机关推诿渎职、插手经济纠纷的解释答复上。其中把本应履行合同的财产挪作他用的案件最为突出。     

论扒窃案件侦查对策

扒窃案件是盗窃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属于多发案件。由于扒窃案件发案数多,破案率低,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扒窃案件的侦查对策根据侦查模式的主动或被动程度不同,分为现行扒窃案件侦查和既遂扒窃案件侦查。对现行扒窃案件的侦查主要是通过识别、跟踪、控制和抓获等侦查过程来破获扒窃案件;对既遂扒窃案件的侦查对策主要有:询问受害人;对发案现场进行调查和搜索;查找犯罪情报资料;查看监控录像;使用特情;抓获现行作案扒窃分子;查找控制赃物;联合专案。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论虚拟财产及其法律保护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络开始走入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同时,虚拟财产也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人们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认识不一,产生了大量法律纠纷,影响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剖析虚拟财产的属性,选择适当立法模式,为虚拟财产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     

论公共财产权的法律性质——对《宪法》第12条第1款的一种解释

现行《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共财产权这一权利有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其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客体包括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它的实现需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推进,对它的保护应从源头抓起,同时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加以治理。只有真正实现公共财产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才不至于只是一个宣示。     

技术创新领域的知识产权融资担保

知识产权质押是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方式，但其并不是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唯一担保方式。我国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融资担保中，有关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操作程序和融资担保配套措施的法律有待完善。     

人的样式是我国财产权制度的基础

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的样式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的制度与文化的基础；而人的样式本质上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它决定了我国的产权结构必然是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统一。这也是向自然的回归。     

劳动价值论的新思考

本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价值论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体力、理性智力和人精神三个要素，劳动价值论必须建立在智力劳动分析的基础上；国企资本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资本的一般本质是同样的，都是自我增殖，因而必须平等看待它们；私营资本追逐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工人和国家三方共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现象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论没收财产刑的立法完善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最为严厉的附加刑,现行刑法对之作了大量的规定.虽然没收财产刑有其优越性所在,但也有其弊端数量太多、范围太滥、不便操作、过于严厉等,应对此加以完善.     

财产权利、个人自由与国家繁荣

财产和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财产权在该社会中得到保护的程度。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财产权都给予相当关注。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财产权，事关个人自由和国家繁荣。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必然逻辑性地催生私有财产权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