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当前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成为内战研究的重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武装组织对其控制区域和民众管理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反叛成功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评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对其内战中获得冲突优势的影响,可以看到,武装组织的反叛成功并不直接由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内部与外部产生的效果。在内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取得良好的相对治理绩效;在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并可对其进行塑造。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并不能确保相应效果的实现。通过混合研究的模式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两个不同层次的数据库对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无直接的联系;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两个具体武装组织的实践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全球化进程中法治基础的转变——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全球治理为出发点

全球化进程使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发生变化,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传统法治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世界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待法治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法治的政治基础问题,这也是中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向

本文立足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作为理论逻辑起点,探寻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本文认为以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习近平生态治理观所提供的中国实践,从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的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生态治理系统的推动等方面为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是激发国家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之道,因而也将是一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研究 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落实,对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文章选取边疆民族地区耿马自治县及M村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文本内容为分析对象,运用R软件进行关键词提取、绘制聚类图谱,采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词频统计和词云制作。结果显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的主题包括:新农村建设、“三农”工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社会发展等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总结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模式的基本架构。最后,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以政策协同、项目协同、服务协同为分析框架,以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为着力点,实现生态共治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长效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治理色彩,福建省邵武市在推行这一模式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一肩挑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地方投票未能准确反映村民意愿、少数地方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一肩挑负责人未有效协调农村两委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新构建的机制整体上不够完善、诸多人员尚未适应一肩挑这一新的机制。建设一肩挑运行的长效机制的路径主要有:坚持基层民主推选,确保选举真实合法有效;拓宽人选渠道,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     

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空间时有体现,成为不和谐因素,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定团结,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治理历史虚无主义,在政界、学界和新闻工作中始终强调历史清醒和政治正确,树立底线意识;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历史观塑造;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维护历史共识和民族英雄声誉;着力治理网络舆论,源头防范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举措,存在典型的单向度思维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采取的一些做法对当前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