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看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

当代西方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①在此背景下,从政党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共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简要地阐述了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历史关系;在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当代西方政党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第三部分,对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论央地法律关系中的宪法主体及其利益博弈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宪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受到多方宪法主体的影响。由于宪法基础的缺失,我国央地关系的协调呈现出了较多的非理性色彩。为此,就必须透过多方宪法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理解和把握央地法律关系的实质和全貌,在宪政层面上实现央地间的规范性分权,构建起制度化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     

无经营许可销售侵权音像复制品行为的刑法适用——以犯罪对象为切人点

实务界和学术界对无经营许可销售侵权音像复制品行为的刑法适用都有不同的认识,主要争议在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之间是否存在竞合关系。以及属于何种竞合形态。从司法解释来看,侵权音像复制品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犯罪对象,并为非法经营罪所排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的保护客体为排斥关系。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不具有竞合关系。该行为只能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量刑。。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研究

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以制度系统演化理论为基础,系统性地考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背景下利率市场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改革内容及其特征各有差异。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对利率市场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进一步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般性条件,还需要结合农村金融市场特征,积极创造相关内外部条件。     

论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未来我国刑法改革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弱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切实保障人权;同时积极推进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积极防卫社会,努力实现保障人权与防卫社会两大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日本参加TPP的“内忧”与“外患”

文章分析了日本参加TPP谈判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未来内政外交走向的影响。首先,在经济方面,日本因参加TPP谈判将面临是继续保护农业还是扩展制造业出口以振兴经济的矛盾;其次,在政治方面,由于参加TPP谈判日本将面临由于各利益集团冲突引起的国内政治矛盾;第三,在外交方面,因为参加TPP谈判,日本将与美国围绕以农业为主的市场开放的程度问题进行博弈,同时也陷入如何协调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的关系的矛盾。文章认为日本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些矛盾,而只能在国内政界重新整合与国际格局进一步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

本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随着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呼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对原告主体资格限定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存在法律障碍;二是部分实体法对原告主体资格作出扩张性规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海洋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但程序法规定的缺失,导致诉讼救济渠道不畅、法律保护不力,且存在着法律之间不够协调等问题。但是,基于我国国情,目前立法不宜走得过急,而应先集中解决制约公益诉讼开展的起诉条件问题,即设定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和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至于公益诉讼的其他问题,留待以后总结经验后再逐步作出规定。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权力解析及程序构建

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力,法律监督权和公诉权是其最主要的两种权能,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存在不可兼容性。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源自其公诉职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应该首先在宪法上明确其公诉职能,并以此为据,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设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特别程序。     

专家、利益集团与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制度在行政决策中方兴未艾,而专家咨询机制也愈显重要。在公共参与背景下,公众与专家的角色定位及功能作用亟需反思。纷繁复杂的公共参与理论基础直接影响到专家咨询制度的定位、功能与运行。美国专家咨询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专家咨询制度提供了借鉴。法治化、型式化、竞争化、公开化是完善我国专家咨询制度的应有取向。     

风险社会的刑法调适——以危险犯的扩张为视角

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人类在从现代技术手段获益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掌控这些手段,陷入对自身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无法预测与控制的境地。风险社会的风险源于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管控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与控制各种潜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社会调控最后手段的刑法也必须针对当前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回应。现行刑法基于传统的以实害犯为主的立法模式,无法有效地规制各种风险行为。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能够将刑法的保护防线提前,从而达成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有利于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是应对风险行为的有效处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