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内涵的法哲学解读

人格权内涵的核心要素是“人格”。人格的意义经历了自“身份人格”到“抽象人格”再到“具体人格”的三部曲式的主题演进。这种演进并非革命式的突变，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逐渐交融从而使得人格意义不断丰富的过程。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出发，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具有伦理与利益二元属性。相应地立基于这种二元人格之上的人格权在内涵上亦有内外两个层面。人格权的内涵在本质上乃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应特别注意确保人格权内外两个层面的平衡。     

公共利益实现困境中的程序纠偏——以土地征收拆迁为例

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利益的异化、虚化和泛化现象严重，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也经常假借、冒用公共利益。程序规范是突破公共利益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共利益实现的应有之义。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实践中忽视了程序规则。公共利益的程序规则包括公开透明的公共利益调查程序、民主科学的公共利益决定程序、公正公平的公共利益审查程序。程序规则并非绝对完美无瑕，不能将公共利益的程序正义绝对化。     

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诉讼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在其利益受到不利影响时,寻求司法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理论不仅应在防止原告滥用诉权、避免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方面发挥消极作用;更应当在权利生成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诉的利益的认定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衡量问题。诉的利益的范围直接影响法院的主管范围、原告资格以及诉讼类型等诸多问题。     

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主张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属于类推解释);但是,只有当某种利益内容属于财产权,具有管理可能性与转移可能性,客观上具有经济价值,被害人丧失该利益必然同时导致财产损害时,该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至于债权凭证、财物的返还请求权、货款请求权、财物的交付"请求权"、债务的延缓履行是否刑法上的财产性利益,则需要具体分析。     

职工诉求与实现：构建新时代服务职工工会工作体系的价值旨归

构建服务职工工会工作体系是新时代赋予工会的神圣责任,是工会履行竭诚服务职工基本职责 的时代体现,也是推动职工实现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构建新时代服务职工工会工作体 系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为指导方针, 以坚持党的领导、以职工为中心、一切从实际出发等为原则,具有系统性、层次性、调整性等特征。鉴于此, 本研究认为,构建新时代服务职工工会工作体系要充分彰显该体系的价值性、保障性和激励性,不断提高工会 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工会组织要正确处理服务资源增量和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客观评价原则, 推动常态构建,加强工会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     

重构主义的刑法实践模式

重构主义立足于犯罪人与被害者、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强调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此作为无罪认定或从宽处罚的依据。我国刑法有关行政或民事处理前置程序、犯罪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等无罪处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规定,都只能从重构主义才能得以合理解释。刑法是法益保护法,而法益保护不只是指向过去,以确保保护法益被损害后的惩罚,同时也面向未来,激励行为人在保护法益被损害后及时修复。重构主义的制度实践,需要正确对待刑法中的"迷途知返条款"建构,强化犯罪治理上的"协约自治",并在部分经济犯、秩序犯中予以推广,使犯罪治理符合经济发展理性与社会发展理性。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ublic?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 activity

Although scholars have long speculated about how organised interests link the public to decision makers, there has actually been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is important element of democratic theory. This important gap in the literature is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by examining, in addition to other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factors, whether groups mobilise on issues in policy areas that are regarded as salient by the public.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4,501 contributions in 142 European Commission online consultations, it is found that organised interests potentially can act as a transmission bel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decision makers. Although the results vary to some degree by issues, higher rates of mobilisation are found on those issues that fall within policy areas that are regarded as salient by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ose with consequences for budgetary spending.     

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

风险刑法所关注的风险(危险)已经不局限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典型的现代性风险,抽象危险犯原本不是风险刑法的产物。抽象危险犯除了有法益保护前置化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支撑外,避免证明上的困难也是重要的、独立的理由。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可以是强制性推定的,但大多数是可以反驳的。抽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和行政犯,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应当限制。对推定抽象危险的犯罪,司法认定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判断。对抽象危险推定的反驳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     

土地征收公共目的的界定、 认定与救济———基于美法日比较的研究

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公共目的是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基础,但各国土地征收公共目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美法日三国,从土地征收公共目的的立法界定、具体认定和法律救济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显著差异与共同经验并存.这些共同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及其完善

随着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我国全面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提高当事人质证的有效性,促进法庭实质审查鉴定意见的准确性.但是,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存在着中立性无法确保、作用范围有限等缺陷.为了正确发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我国应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例如明确专家辅助人的首要职责,建立专家辅助人库,强化鉴定中立性原则,确立利益冲突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