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立法意图——兼论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和权限

从对1970年美国公民诉讼立法辩论和当下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争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当前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确立某部环境单行法上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具体立法意图。环境公益诉讼旨在减少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不是赔偿对受害者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审审判机关应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既要拓展严格审查的角色，又要恪守职能限制。     

论我国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取得型的财产犯罪和金融诈骗罪不成文的主观要件 ,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是指行为人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 (包括非法所有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应该进行类型化的思维 ,根据客观情状予以综合考量。     

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之间——以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为例

由于婚姻法学界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层问题重视不够 ,民法学者在探讨民法典的相关问题时 ,对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婚姻家庭编或简单带过或不予注意 ,这势必影响该编的规范设计。而婚姻立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决定着该编的风貌 ,需要加以关注 ,同时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以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为其价值取向。     

略论姓名商标

一个商标必须能够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相联系,并与其他商品或服务相区别,这就要求商标具有显著性特征。每个人的姓名作为一个代号,具有识别一个人和区别于其他人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姓名和商标具有相似之处。姓名具有显著特征,因此原则上可以作为商标甚至注册商标使用。但姓名作为商标使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同时不得与在先权利尤其是他人的姓名权相冲突。     

村庄体制外精英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村庄自治改革后，体制外精英大量融合到体制内，形成村庄精英治理结构。而体制外精英的赢利性本质未能使精英治理模式稳定运行，相反，隐藏着引发村庄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村民与体制外精英的对抗性矛盾凸现。在村庄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这一新张显的冲突关系需要加以引导，以促进村庄的和谐发展。     

试论利益集团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研究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对解决我国社会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矛盾,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公平施政乃至民主政治发展等,将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优先权制度在我国的现实与理想

立足于对象特殊性和法定优先受偿性两个核心内容,优先权成为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特种债权的债权人就债务人的一般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由于一般优先权欠缺担保物权的特定性,而特别优先权却较为完全地具备了担保物权的法律属性,从本质上讲,一般优先权归属于债权而特别优先权归属于担保物权。优先权制度以追求实质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并以追求秩序和谐为基本价值目标。作为一项不依时间评价而依原因评价的权利,优先权相互间以及优先权与担保物权之间的顺位问题依赖于立法者通过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立法选择。我国在引入优先权制度时,应当采取普通立法与特别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方案设立一般优先权并保留部分特别法上的优先权,同时将普通法上的特别优先权吸收到现有的担保物权体系中。     

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如何在两者的冲突中寻求合理的平衡 ,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利益 ,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共利益价值的合理认定首先应回归到宪法文本 ,从文本的角度提供解释公共利益的价值基础、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则 ,使公共利益的实现获得宪法基础 ,避免对公共利益理解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     

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

侵权行为的客体是界定侵权行为法适用范围的重要方面,但目前学术界并未对此展开特别深入的探讨。本文明确了侵权行为客体为权利和法益的理由,并指出两者的诸多不同与适用时的合理限制,为两者的区别适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刍议不良软件的成因与其法律问题

近来一场讨伐流氓软件的战役拉开帷幕,流氓软件遭到广大计算机用户的一致谴责.从探析流氓软件的涵义出发,流氓软件与不良软件实则是同一涵义.并讨论不良软件的传播及其背后的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