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展对华合作体现为如下战略意图:从国家安全层面看,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威胁的态势;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总之,对日本决策者而言,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保险标的转让规范模式之检讨

保险标的转让对保险合同的影响,有"对人主义"与"对物主义"两模式。前者以"诚信"为核心价值,在逻辑上更为严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保险利益的复合性,存在冲击民事法律基础理论、损失法律效益的缺陷。因旧《保险法》规定过于简陋而造成法律实践上的缺陷,新法则摒弃"对人"转而改用"对物"模式,但这并非理想的立法选择。理想选择是,坚持"对人"模式并辅以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修正有关规则。     

行政规划裁量论

行政规划是给付行政下政府完成行政任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广泛的裁量权是其显著标志之一。以行政规划中的规划裁量为研究对象，从规划裁量的定义出发，通过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裁量进行比较，发掘规划裁量独具一格的特色及其成因，并最终确定其在传统裁量理论中的位置十分必要。     

反对的声音:民初商会与《商会法》之争——兼论对我国社团立法的启示

民初商会作为在商业领域中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在袁世凯政府试图支配、控制和破坏其相对自治功能时,它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成功瓦解了政府的这一努力。民初商会主导的《商会法》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我国亟待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

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国家滋生腐败的主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法是国家为了避免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从而厘清公权与私利的界限，保证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法律规范；它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我国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是解决现行防腐败制度不尽人意问题的必然选择，是遏制当前腐败易发多发势头的必要举措，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恢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是我国政府的国际义务。     

反垄断诉讼价值定位与制度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

我国反垄断法诉讼制度采取的是纠纷解决型模式和秩序构建型模式，其价值理念与反垄断法的价值定位之间存在冲突。基于反垄断法的价值定位和反垄断法实施效果的考量，我国有必引入反垄断法公益诉讼制度。新民事诉讼法中的公益诉讼制度，为在反垄断法框架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法律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等主体能够提起公益诉讼，对垄断行为实施者应采取阻却型责任、填补型责任以及惩罚型责任等三种责任形式，以更好地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举国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使体育行政管理措施完善,建立一种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功能完备、运转协调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是与国际接轨的基础。     

论受贿罪的法益

法益是研究受贿罪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和主流学说对受贿罪法益的解释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在分析法益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主张受贿罪的法益应当是公正的职务行为所保障的正当社会利益,也就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生存权理念与相邻关系立法

生存权作为第二代人权的核心权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具体包括作为人之存在的生命权和使生命有价值的财产权,而相邻关系的立法关涉到相邻各方的财产利益和生存利益,是对财产利益之间、财产利益和生存利益之间以及生存利益之间冲突的协调。因此,相邻关系立法应该对此冲突加以认真考量。     

劳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思考

劳动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是公益诉讼制度在劳动法领域的典型适用。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劳动公益诉讼立法的严重缺失,对于目前众多公司、企业日益严重既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弱势群体劳动者依法维权显得苍白无力。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建立劳动公益诉讼制度,来维护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