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统一维护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法制统一的维护不力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法制统一制度在主体配置、权限分工以及维护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因此需要优化配置法制统一的维护主体,合理分工维护权限,健全完善维护机制,从而完善法制统一维护制度。     

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和解决这种社会现象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存在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太狭窄、针对家庭暴力案件缺少专门证据规则、政府在解决家庭暴力问题职责的规定缺乏等缺陷,应采取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完善相关法律等对策。     

我国台湾问题的法理探析

近年来,台独分子的“法理台独”愈演愈烈。前不久陈水扁的“废统”闹剧又引起两岸形势紧张。台湾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大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发。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层面分析,法律手段都是解决台湾问题以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论刑事法律全球化时代的"国民不引渡"原则

在刑事法律全球化日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消除合作中的羁绊,已经成为国际刑法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从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出发,不将在外国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不让本国国民在异国他乡的监狱中服刑,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国家的做法.但是"国民不引渡"给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新形势下采取新的立法势在必行.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人三忧:一忧含义不明,难以执行;二忧制度运行,变形变质;三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鉴于引咎辞职赖以生成的条件短时期内在我国难以具备,与其去打造一件作用有限的监督武器,不如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促进民主进程的正道和捷径.故建议在修改《公务员法》时,删除引咎辞职条款,使其回归道义责任之本位.     

THE POTENTIAL OF THE FAMILY LAW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 FOR FAMILY LAWYERS1

Family lawyers are major beneficiaries of the reforms set out in the Family Law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 (FLER) Report. This commentary from a veteran family law practitioner explores the needs of the family law bar for the training of law students in practical, interdisciplinary, client‐centered lawyering that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ase method. I trace many of the current innovations evolving in family law practice and how FLER reforms will not only benefit law schools but also have a major impact in the courts and private practice sector.     

法律选择方法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

法律选择理论是国际私法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以各种法律选择学说为载体,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选择方法。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创立法则区别说以来,法律选择方法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体现了国际社会追求和谐的要求。本文以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演变为线索,以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正义为研究视角,探讨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     

“千叶之结”及其症因——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再思考

在理论法学研究中,法律文化概念虽相当常用,但并无一大致公认的涵义,这也影响到了概念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对千叶正士之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的评析出发,去探求“一个精确明了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律文化概念的难求(千叶之结)原因所在;并通过对哈特构建法律概念的认识论背景的分析,指出法律文化概念的构建应该是开放结构和复数意义上的,法史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不同法学分支学科的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均各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