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询问口语的表达运用

询问口语是获取证据和线索的重要交际工具。在侦查工作中,要想得到证人、被害人的理解与配合,需要在注意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把握询问口语调查取证用语的依法性,展开调查用语的灵活性等特点,紧扣特定的语境,借助体态语、副语言的配合,有针对性地选择得体的语言表达方式,达到沟通交流,顺利调查取证的目的。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原动力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历来有多种说法,实事求是地讲,从宏观角度看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民主文化需求,从微观角度看是个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其根源在于人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在于自然界生存竞争即适者生存过程中个体选择与群体选择的对立统一。对这个需求的不断满足,利己性和利他性的不断发挥作用,有力地推动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进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整体演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析,有助于促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和谐社会务实构建。     

论侦查讯问中采用侦查证据逻辑标准

在侦查讯问中，判断事实材料是否为侦查证据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标准的。就侦查证据的内涵标准而言，它包括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并且产生了相应的逻辑证据规则；就侦查证据的外延标准而言，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侦查证据进行不同的分类．其中蕴含着不同的逻辑推理或论证方式、方法。     

再论生命权的损害赔偿

生命权受害给死者亲属造成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两部分.精神损害是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既有直接性的也有间接性的,而间接性的物质损失所占比重远大于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死亡赔偿结果的"同命不同价"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我国法律法规对生命权受害的赔偿内容过于侧重于死者亲属的间接物质损失.但是,相较而言,间接性的物质损失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现实性,死亡赔偿制度将其作为侧重点是不科学的,导致的问题也不易解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应注重精神损害赔偿,体现生命的精神价值.间接性物质损失的赔偿,只需赔偿受抚养人生活费即可.通过这种整治,同命不同价的命题有望得到破解.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先前程序之一,其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不仅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完全照搬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不完全适合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所以,针对行政执法的现状,研究、确立一种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行政证据的收集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目前学界尚未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应该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及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坚持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在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     

物证污染的防范

物证污染是影响物证鉴定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会损害物证鉴定结论质量甚至造成错误的鉴定结论。物证污染可能发生在犯罪现场或实验室，采取适当的污染防范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物证污染发生的可能性，及时监测和发现物证污染可以将污染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     

Object-oriented Bayesian networks for paternity cases with allelic dependenci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current use of Bayesian networks by incorporating the effects of allelic dependencies in paternity calculations. The use of object-oriented networks greatly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d interpreting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models,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solve new, more complex problems. We explore two paternity examples: the most common scenario where DNA evidence is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a more complex case where DNA is not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 but is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s brother. Object-oriented networks are built, using HUGIN, for each example which incorporate the effects of allelic dependence caused by evolutionary relatedness.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规则。但对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则是"舶来品"。因此,必须弄清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和价值诉求,同时与我国固有的诉讼文化进行对接,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法治环境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