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赔偿分担机制初探

医疗技术的发展及其国有的高风险性，使得医疗损害往往超出了理性人标准的行为预期，也超过了侵害人的承受能力；而单纯依靠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无法填补医疗损害。因此，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以社会医疗保障和医疗意外保险等为补充，由医疗机构、政府、个人等共同分担的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现代风险社会中医疗损害频发的最佳选择。     

试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伦理困境与法律对策——以法定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为背景

在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时、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知情不同意时、以及面临具体法之局限性时,常常陷于对患者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自主决定权、乃至自身的法律责任风险进行个人抉择的伦理困境。尽管导致伦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视角来看,制定明确、规范的医疗伦理行为指引,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健全医疗风险规避、医疗社会保障和医疗伦理督察制度,应是现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从医疗诉讼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由于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审理内容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在审理过程中都进行医疗技术鉴定。各地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但由于医学会的复杂身份及制定的不完善,导致鉴定结论公信性、公平性、公正性和法律性不强。对此笔者建议应当从资格审查、法律责任、出庭质证、社会监督四个方面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医疗诉讼案件的公正、公平审理。     

我国《刑法》对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规制

随着科技发展和医疗需求的增加,医疗器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各种有关医疗器械的违法活动也在日益增多。文章对目前我国的医疗器械违法行为进行了总结,并系统整理了现行《刑法》对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规制。     

完善保外就医罪犯监督制度维护司法公信力

保外就医是刑罚执行的一种特殊情况,由于保外就医监管工作的松懈,致使其不能体现刑罚的惩罚、改造与预防的目的,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完善罪犯保外就医监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需要。     

论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存在着刑种过于单一、幅度太低等问题 ,这些问题应从增加“罚金刑”、“资格刑”以及提高法定刑幅度等方面入手进行解决。     

伤残评定标准及赔偿方式的比较研究

目的比较目前司法实践中常用的伤残评定标准及赔偿方式,以揭示目前我国人身伤害民事赔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方法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工伤标准、交通标准、普通伤害标准三大标准的内容进行比较;对与上述三大标准相对应的赔偿方式进行比较。结果(1)就标准的内容来看:三大标准中伤残条款的设立、级别有显著的区别,同种损伤依据不同的标准评定,其伤残评定结果差异明显,"同伤不同残"现象较为普遍。(2)就标准的宽严尺度来看:工伤标准宽泛,门槛低,级别评定较高;而交通、普通伤害两个标准严格,门槛高,较轻的损伤不易评定为残疾。(3)就标准的架构来看:工伤标准、普通伤害标准在架构上严谨;而交通标准不够严谨,分级过于简单且涵盖内容不全。(4)就标准的强制力来看,交通标准为国家强制标准,级别最高。工伤标准其次,为国家推荐标准。普通人身伤害标准级别最低,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标准;有的省适用自制标准(如江苏、北京),有的省适用工伤标准,有的省适用交通标准,其效力常常遭到质疑。(5)就三种损伤类型的赔偿体系来看:赔偿方式各不相同,赔偿额差距显著,"同伤不同价"现象突出。因为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普通人身伤害标准,地方对伤残标准及赔偿方式的应用极为混乱,有...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鉴定问题

虽然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实现了司法化，但行为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相关程序依然存在不少缺陷．无论是作为强制医疗程序前奏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启动、鉴定机构的选择，还是庭审过程中鉴定意见的认定、解除强制医疗时的人身危险性坚定，都存在当事人权利保障不力、程序公正性不足的问题。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些已经问题逐渐显现，应当引起关注，     

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治理浅析

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严重危害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呈现新的特点.对已查处的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探索完善我国治理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制度.     

美国医疗器械立法嬗变及其动因

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和1976年《医疗器械法》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某种程度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都是灾难性事件的杰作。而在立法进程中，立法者都在促进医疗器械安全与鼓励新医疗器械的发展上进行着一种平衡，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执行这些立法过程中更追求这种平衡。中国医疗器械安全立法及侵权法都忽视了这一点，一味追求对医疗器械生产商和医疗机构课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