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产业合作问题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加强产业合作具有客观必然性。在产业合作过程中,应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分工;政府引导、利益驱动;规范管理、制度保证三项原则,并突出装备制造、北药、旅游和石化四大产业合作重点。针对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产业合作所面临的一些观念性、体制性和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应采取树立竞合理念、加强行政区际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产业合作动力机制、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协调东北四市发展规划以及建立富有权威的产业合作协调机构等措施,切实推进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的产业合作。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桂林优化营商环境探究

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要求,桂林积极贯彻落实广西“东融”战略,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是软实力,与广西“东融”战略落实关系密切。要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奋起直追、争取主动、赢得优势,必须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对桂林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The myth of German hegemony in the euro area revisited

Abstrac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scholarly debate on hegemony and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laborates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nature, scope, functions and causal mechanisms of hegemonic and non-hegemonic leadership in general term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it takes issu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rmany’s role during the euro area crisis as being a hegemonic one. Discussing the concepts of hegemony, leadership and dominance, it argues that Germany proved dominant during the euro area crisis on selected issues, mainly using its veto power. On other issues, Berlin provided non-hegemonic leadership, more often than not asymmetric co-leadership shared with France. It did not play the role of a hegemon, however, lacking the resources and being unable to shape decisively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 area along the lines of its core preferences.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彝族地区中小学校实施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研究

通过对彝族地区中小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分析在彝族地区中小学校利用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实施体育课程教学的意义与可行性,对进一步深化彝族地区中小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实用价值。     

Legisl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Exploi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研究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身份特殊、作案手段多样、涉及领域多元、社会危害扩大的特点。其根源在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经济的逐利性。而刑法等部门法的缺陷、社会监管的松弛、基层领导和监察的不力以及个人思想的蜕化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因此,切断权力行使的经济利益链、构建完善的法律惩处机制、加强公务公开、创新基层领导及监察模式、提高村干部的思想意识是推动农村职务犯罪有效预防、惩处和监管的明智之举。     

合理的教育分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由于供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不愿选择职业教育,这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出现生源困境,为此,我们应建立健全职业咨询体制,通过合理的教育分流来引导学生克服传统偏见,自愿选择职业教育。同时,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应立足本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土壤,使职业教育与民族文化共生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配置职业教育资源,大力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发展水平分析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自然基础。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一个复杂、实际的深层次问题。依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农村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仍未明显缓解。传统的生育文化是导致农村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执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键因素,先进医疗技术的滥用甚至违法使用更加速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态,另外农村社会保障薄弱以及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幅度过低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行政法治与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按照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深化管理机构改革,不断推进行政立法完善,探索合理、有效的行政执法模式,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