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与完善的思考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加强自身监督、规范检察权行使、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改革后取得了强化监督的效果,但也暴露办案期限紧张、附条件逮捕缺乏法律依据、听取律师意见程序有待细化、不服逮捕缺乏救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立法建言和制度改进,使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在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间寻求最佳平衡。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冲突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法律适用法》生效前后之对比

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案件的公正审理、实现实质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冲突法在保持传统冲突法形式正义价值取向的同时,又对其独尊形式正义的偏颇进行了合理的修正,这种情形在立法上表现为既赋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同时又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生效为时间界限,从自由和限制两个方面分别对该法以及该法生效之前我国冲突法中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定进行介绍、分析和评析,指出《法律适用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更为广泛,对其限制更为合理,体现了我国冲突法在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平衡的道路上又取得一定的进步。文章最后还针对《法律适用法》的缺陷提出了完善建议。     

宪法中的战争权

人民主权理论决定了战争决定权应由议会行使。战争宣布权一般属于国家元首。战争指挥权由最高行政长官掌握,是军事统帅权而不是军事统率权。战争执行权主要属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最高军令权和军政权属于总统或首相;此外的军令权属于军官,军政权属于文官,在许多国家二者统属于国防部。在战争的决定权、宣布权、指挥权和执行权中,战争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以及彼此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宪法重点规范的对象。     

The Ambiguity of Love: Beauvoir,Honneth and Arend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cognition,Power and Violence

The paper sketches out an account of ambiguous and agonistic love by drawing on the work of Simone de Beauvoir, Axel Honneth and Hannah Arendt. To begin with, I reconstruct the ambiguity of love with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 paradigm of recognition. I argue further that the social relation of love, understood as an intertwine between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entails a power dynamic. Insofar as the dynamic actualises as “power in concert” or “power with”, namely as mutual empowerment, love unfolds as free love. Finally, I show how agonistic love is damaged by turning into violent domination.     

从检察权配置论审判监督的难点及对策

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流于形式，效果不佳。其表面原因在于主观上的监督意识缺失和客观上的监督方法的缺位，根源在于检察权配置问题。本文从检察权配置的角度对当前审判监督工作的难点提出自己看法，并对改革发表一定见解。     

司法权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兼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司法权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一条历史变迁的线索：在国家出现之前，司法权具有原初的社会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司法权经历了从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到排斥社会性的过程；最后，为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司法权的社会性回归历史的舞台，并通过法概念论的学术更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通过法概念论的更新，法律被视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司法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样，严格依法裁判同时包含了国家性与社会性，而法律效果则包含了社会效果。     

监察体制下监检关系研究

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监察委员会业已成为我国的反腐生力军，其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现实中践行这一原则仍存诸多困惑，如监检现实地位不对等、权力配置不对等、检察监督监察法律缺失、监检衔接机制粗疏等，即使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未能有效解决。因此，遵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在要求，在尊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构建有效合理的监检关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根据、原则与限度

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理论根据是＂司法权的社会性＂,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为司法权的社会性在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妥当回归提供了可行途径。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有效地回应了社会力量参与司法的正当诉求,可为法院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宽大的现实舞台。现行《宪法》第123条和第126条能够为民事审判权行使方式的二元化提供合理的解释空间,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在宪法框架内具有正当性根据。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不能坐等司法权的强大,其在相势展开的同时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和有效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