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必要性及其主要途径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警察的职能应由传统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现代警务改革发展的需要。实现警察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必须深入开展宗旨教育，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必须认真履行职责，以出色的工作业绩体现服务。     

论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制度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当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公司资本无论对公司自身或他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资本均规定了最低限额。但公司资本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公司资本作出最低限额之规定。该规定无论对公司的经营还是对债权人保护,并无太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公司法》应当取消这一限定。     

经济全球化与"体面劳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处于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之中.国际上关于"社会条款"和"体面劳动"的提议,或者是出于贸易保护的目的,或者是出于保障现实中被忽视和侵害的劳动者权益的目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为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为尽早在中国实现"体面劳动",中国应该以国际劳工标准和"体面劳动"的内容要求为参照,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建立起一套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机制.     

我国《国家审计准则》规范设置研究

国家审计准则是审计法律体系之纽结,在外部效果上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对司法活动具有规范效应。我国于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国家审计准则》采取了类型化的规范设置方式,其中,指导性条款作为对良好审计实务的推介,由审计人员自由裁量是否遵循,实际上降低了《国家审计准则》规范的整体效力以及对审计人员的职业要求,不利于防范审计风险,应该予以摈弃。     

论中国政府的服务性

在政府服务性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政府服务性的发展阶段、形态、内容与性质问题，分别考察了“为人民服务”与公共服务两种形态的政府服务性的价值、理念、实现形式和特征；区分了政治本位的政府服务性与公众本位的政府服务性，以及这两种服务性对于政府服务实践的影响；指出从政治本位的政府服务性向公众本位的政府服务性转变体现了中国政府服务性的进化，因而具有积极的公共行政和政治意义。     

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为例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科类专业。既要了解创新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还要就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和创新思路进行分析和探索,进而找出一条适合社会发展需求和体现学院专业建设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青年工作发展路径探析——以广州市兴华街兴青年项目为例

青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创新社会管理格局应重视青年工作,调动一切有利于青年发展、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基层社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以下三条路径引导青年参与和服务社会:有效配置资源、实现资源整合、聚焦青年发展;党建创新、多方合力、青年服务项目成果初现;青年微组织带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创新社会服务模式。借此努力形成社区关爱青年,青年服务社会格局。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研究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规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困惑。因而关于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范畴、考量标准等都没能形成比较合理和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主要有置换法律法规位置、混淆法律法规门类、误读法律法规条文、颠倒法律法规规制事项和曲解法律法规原则等错误适用。应将“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案件事实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当事人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政职权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为方式对应”等标准确定下来成为行政法规范，使行政主体在适用行政法时予以注意，并能够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法定标准。     

Young people with cognitive disabilities and overrepresenta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service provider perspectives on policing

Young people with cognitive disabilities (YPWCD) are overrepresented as offender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owever, most existing research on this topic examines overrepresentation in courts and corrections rather than at the police gatekeeping stag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Furthermore, while the views of other groups have been documented, the perspectives of service providers – who often bear witness to YPWCD’s interactions with police – have yet to be examined.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is gap by analys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service providers from Queensland, Australia, using the three most commo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PWCD (the susceptibility, differential treatment and psychosocial disadvantage theses) as an analytic framework.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emerged from the study. There is a need to take a critical and intersectional lens to YPWCD’s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o equip police to work with YPWCD to de-escalate interactions with this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