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的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司法审查,“高级法”观念,法官的权威和适当的法律方法。正是这几个方面保证了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     

猪源隐孢子虫感染小鼠模型的建立

应用不同醋酸地塞米松剂量和不同猪源隐孢子虫sucp株卵囊剂量建立了昆明系小鼠感染模型。结果表明,用DEX免疫抑制的感染小鼠均排出隐孢子虫卵囊,非免疫抑制感染组和空白对照组小鼠均没有排出卵囊。卵囊排出高峰期平均在感染后第5~12 d,高峰期的OPG值为5.53×105~17.97×105。组织切片和扫描电镜观察结果显示,在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都有隐孢子虫虫体寄生,其中回肠黏膜微绒毛上的虫体数量较多。合适的卵囊和DEX剂量为每只17日龄小白鼠感染10×105个猪源隐孢子虫卵囊和灌胃DEX 0.03 mg/d。     

英汉颜色词的国俗语义对比与文化教学

词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包含它的概念意义,还包含它的社会文化色彩和情感内涵。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词语的国俗语义相同性很小。英汉颜色词语在社会属性、情感和心理方面存在差异,英汉颜色词语国俗语义缺项。     

对于"违宪审查"的概念分析

违宪审查热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一个误区.抛弃倾尽全力论证和推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理想主义,首先应该探讨的是违宪审查的基本概念.应该严格界定违宪的概念,尤其是要与违法区分开来,继而分析究竟什么是违宪审查,在此基础上讨论我国违宪审查的现状.     

反思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

美国学者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对我国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帕卡的学说还是有不足之处 :忽视了被害人的存在 ,也没有意识到对犯罪除了运用国家的刑罚权外 ,还有大量的私力救济以及官方的非正式惩罚与预防行为 ;在诉讼模式与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学说过于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对抗 ,而没有注意其相互统一和兼容之处。帕卡学说对我国的启示体现在 :学界过于强调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异 ,对它们在侦查制度上共同之处的研究失之准确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该以职权主义模式为主 ,适当借鉴英美当事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该同等尊重 ,保障被害人参与诉讼过程并影响判决结果的权利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对现行设计方案的质疑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 ,事关反垄断法的命运 ,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在对该机构的性质定位、职能设置、程序安排诸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赋予该机构显要的地位和超强的权力 ,以保障其执法的有效性。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使命将是如何消除和防范行政垄断 ,其斗争将是异常惨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经受严峻考验。反垄断法讨论稿设计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方案 ,存在着严重缺陷 ,据此而行 ,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是令人疑虑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计必须废弃作为现有行政机关下属机构的思路 ,凸现其权威性、独立性和专业性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作为一种制度权利的人权

权利是它的所有者通过法律、道德、秩序或其他形式而获得的有利地位。实证性权利既包括制度性的经验事物如国家和契约,也包括观念性的现实事物如自由和习惯。由于无论国家还是契约,自由还是习惯,都有其不能脱离先在的权利来谈论的局限,因此,权利的来源往往被追溯到具有逻辑先在性的东西那里。传统自然法理论把自然权利看作是实证权利的前提,现代人权理论则否认有脱离制度安排的抽象权利。从地位而不是从来源出发来理解人权,是现代人权概念区别于传统自然权利概念的最大特点。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