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经济发展:变革和挑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应该是政府的作用多一些还是市场的作用多一些 ?文章分析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政府改革———管制改革、私有化政策及分权化政策 ,得出结论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政府要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利用税收杠杆发展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政府应利用税收杠杆尤其是各种税收 支出形式,刺激、引导和调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发展。     

论分裂国家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立足于刑法规定 ,紧密结合司法实践 ,对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罪间界限及其罪数形态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论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

对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界存有不同的认识。在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与我国刑法理论对危险犯之危险的性质的比较以后 ,我们可以认为 ,危险犯的危险状态本身就是结果犯所要求的结果之一 ,危险犯应属于结果犯。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原因、对策

目前80％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初步建立起公司治理结构,但其中很多尚未形成健全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运行,内部人控制现象仍十分严重。对此,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抓住国有产权这一关键环节,建立合理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法制观的继承与创新--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观比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前提和实现途径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教育普及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的新思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 ,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指导思想。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探析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时代、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必须按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积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工作制度、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改革。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