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园”建设为例

本文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基础,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在全国妇联发起的"美丽家园"建设中,家庭卫生如何成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此过程中,妇女如何被动员起来,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工作而进入村庄治理。本文认为,这一自上而下发起的"新妇女"运动为妇女的重新组织化提供了契机,一批妇女骨干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进入村庄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村庄社会、村级组织都是妇女公共参与的机制性因素,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与国家联结的机会,重建了妇女的公共身份,也为妇女的公共参与实践提供了试错和探索的空间。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浅析如何推动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一场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结社革命"正影响和席卷着中国大地,在全球及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大背景下,妇女中的精英和积极分子率先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其中,更能体现专业性、行业性、草根性的民间妇女组织自1995年前后出现以来更是快速成长,并在维护妇女权益、解决婚姻家庭和贫困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民间妇女组织面临的经费不足、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和完善的管理机制、缺乏监督、缺乏社会公信度和影响力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所以,在我国公民社会兴起发展的大环境下,探索民间妇女组织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建构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的法定类型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注销、撤销和取缔是社会组织退出的三种方式。社会组织管理机关通过不定期的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将不符合政策的社会组织淘汰出局,有违社会治理常态。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社会组织退出制度各有特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关于公司解散和清算的制度经验,也为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提供了参考。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需要:(一)贯彻自愿性公益的理念,形成以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社会组织退出机制;(二)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营造宽进宽出的法律环境;(三)建立社会组织评估与预警机制;(四)明确规定社会组织退出时的相关法律责任及剩余财产的处置办法。     

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及其对策——以农村基层组织为视角

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遇到的问题较多。立法解释划分"村务"与"公务",且未将村民小组长、村会计和出纳列为执行公务的主体,这不利于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为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建议修改"2000立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对宽泛的机动侦查权,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可成为渎职犯罪的主体。     

论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组织

在现代西方国家,在传统的行政机关之外存在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组织,如公法人或公共机构甚至私法组织。在中国,有一些非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由法律、法规授权或由行政机关委托,也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对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组织进行比较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的难点及对策

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既是一个热点问题,又是新形势下党建工作不容回避的难点问题。其难点主要表现为个体流动、行踪无常,党组织组建率低、稳定性差,管理机制滞后、管理渠道不畅,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管理弱化。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思想、方法和网络上的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党员动态管理。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信息网络建设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党员动态管理的保障机制,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培养建立稳定的党务工作者队伍。     

From Armed Neutrality to External Dependence: Swiss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bstract: Historically, Swiss identity was founded on beliefs in federalism, direct democracy and armed neutrality. Given continued popular support for autonomous self‐defense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it is worth examining whether a small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state, such as Switzerland, is single‐handedly capable of providing for its own security. To preview our conclusions, every facet of Switzerland’s security, whether against military threats, terrorism or natural disasters, today benefits from substantial international inputs. At base, Switzerland’s increasing security dependence has been driven by the following dynamics: 1)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iz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 the evolving nature of the threats Switzerland faces; and 3) political efforts to “securitize” issues not hitherto considered as security problems. Because Swiss security dependence owes more to broad structural factors than deliberate choices, policymakers would be better off embracing this reality by proactively us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address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浅谈我国社区矫正中的志愿服务

成熟社区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参与是社区矫正发挥其功效的根本保障.倡导社区矫正中的志愿服务,首先在于纠正社区成员对志愿精神的理解偏差和对社区矫正的漠视;其次,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和技术规范.如是,志愿服务才能夯实社区矫正内在要求的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基石,其本身的发展更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治理,投身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广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