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概念与性质之辨析

我国民法学界实际上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请求权”这一概念”,但理论上并未对其各自的性质正确地加以区分,从而引起了相关概念之间的混淆。本文分析认为,两种请求权性质上分属权能和救济权,故将之区分为“权能性请求权”和“救济性请求权”,并对各自的概念予以界定。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律师的作用

WTO与其他国际机构最大的区别之一 ,就是它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根据WTO机制的运作情况和WTO各成员国参与机制的具体经验 ,我国律师应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有关外贸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清理 ,保证其符合WTO规则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WTO机制 ,为政府的外贸部门和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提供与预防和解决争端有关的法律咨询与服务。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其成立的意义绝非在于短期刺激经济之举,而是在于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继而为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积累宝贵经验,最终目的则是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构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充分说明,现代政府只有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才能在法治国合法性的要求之下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工人文化宫职能变迁的历史逻辑 ——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为个案

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文化生活发生的重要场域，作为国家推动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组织保障，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工人文化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项主要职能的实现程度、实现结构和实现方式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职能变迁大致经历了“政治”为主、平衡发展、萎缩停滞、全面复兴和围绕“文娱”五个时期。这一变迁过程显示，工人文化宫总是在国家意志和职工群众需求的合力中实现其职能，并受到组织环境和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发现呈现了工人文化宫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职能的实现机制，对在新时期推进工会群众文化事业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族习惯法之社会功用

本文通过分析民族习惯法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探究了民族习惯法在调控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积极意义以及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间的互补关系,提出应继续发挥民族习惯法积极向上的社会功用,努力消除其可能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破与立——兼论后公共物品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理论

对于公共物品的界定,西方学者见仁见智,而国内学者大多以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公共物品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本文否定了物品(包括服务)存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进而否定了以物品的客观属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传统公共物品理论,主张以需求溢出理论作为后公共物品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理论。     

诚信:现代化建设的伦理基础

现代化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其基本的道德要求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诚信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和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是现代化的伦理基础;诚信作为市场主体的无形资本,是非常宝贵的社会资源,而且对市场经济起引导和促进作用。     

什么是良法

广义的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真”是指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善”是指法的价值的合目的性;“美”是指法的形式的合科学性。依法治国,应是依良法治国。     

城乡多维互动改革与发展法制研究——以财税法制研究为视角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化解二元结构的改革与发展的系统性试验工程,此举已然跨越了基层乡镇后农业税时代的财税桎梏,以期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拼缝与叠加优势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使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财政困局在一个厚实而宏大的背景中实现城乡社会结构功能耦合的稳态社会目标。践行此目标无疑应是多维度透视城乡分隔渐行渐远的脉络与因果,进而"破门拆墙"拉近城乡距离,并依赖财税法制变革的管径,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积极再干预理念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内生动力,推动城乡多维统筹互动发展,而不是无视历史沉疴单向度地推行经济或财税或户籍等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