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相互持股的法律问题

公司相互持股现象是公司企业的商业文明在 2 0世纪飞速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有其积极因素 ,也有其消极因素。各国公司法依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公司相互持股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相互持股问题未作规定 ,应借鉴成功作法 ,建立和完善对公司相互持股进行法律规制的制度。     

对网上追逃产生的异地羁押的侦查监督

网上追逃作为一种高效的侦查手段,被公安机关广泛应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网上追逃也存在诸多争议,异地羁押期间应否计入刑事拘留期间便是其中之一。应当将网上追逃这种高效的侦查手段写入刑事诉讼法,而且要细化网上追逃的执法程序,明确立案地、抓获地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据、有序地行使,也为检察机关顺利实现法律监督职能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新世纪郭沫若研究新论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有争议的文化名人之一。我们认为,郭沫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毕竟不是作为道德家而确立的,从早期新诗创作到40年代的历史剧,互渗的思维方式和热衷于仪式的表现始终贯穿于郭沫若的精神结构之中。这既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也导致了他创造力的最终枯竭。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郭沫若的创作,有助于我们对郭沫若形成新的整体认识。     

不依法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防止投资者受到欺诈,我国相关金融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相关公司、企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的形势是,许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并不依法披露其应该披露的信息,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我国97年刑法中只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并未将其他不依法披露信息的行为纳入调整的范围,因而对于绝大多数不依法披露重要信息的行为无法施以刑罚。因此,为了有效地保障广大投资者及时获取完整、真实信息的权利,《刑法修正案(六)》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进行了修正,从主体、行为方式、披露的对象等方面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     

外来民工生存状态与人力资源生产--成都市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生存状态调查及思考

民工阶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一个相对滞后发展的群体,关注他们生存状态及境界,对发展健全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培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平等对待他者中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建构东亚共同体遭遇意识形态的阻碍,其中一个深层命题是如何在认识和对待他者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从历史文化的语境分析,东亚传统的"天下秩序"以及"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基本范式,它们基于"主奴观念"之上,维系了东亚区域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推动东亚崛起的同时也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表现之一是自我建构中的摇摆不定。同时,文化深处的"主奴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导致东亚难以形成较大的认同交集,这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的深层障碍。在平等对待他者中重构自我,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下扩大文化认同的交集,既是东亚各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理想模式的外在条件。     

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取得时效制度是民法时效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促进物尽其用、维护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取得时效包括动产取得时效和不动产取得时效、所有权取得时效和他物权取得时效,这些具体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构成要件。取得时效中的中断和终止,是平衡财产权利人和时效取得人之间利益的重要杠杆。     

会计师虚假验资证明民事赔偿责任研究

本文以我国近年来爆发的验资诉讼浪潮为背景,探讨了我国验资制度的种类与其制度价值。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两起验资诉讼案分析了注册会计师虚假验资证明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则,阐明了注册会计师虚假验资证明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责任范围、归责原则,尤其重要的是在我国首次阐述了虚假验资证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界定原则、归责原则的制度瑕疵及其补救。     

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晶,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巨大精神力量.只有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其真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依托再审程序构建案外人救济途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评析

在执行中对执行标的主张贵体权利救济时，案外人通过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还是通过向执行法院院长“申诉”而由院长依职权审查处理？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改良大陆法系常用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借鉴法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制度、依托审判监督程序，扩大申请再审的主体范围，构建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应是当下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