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案件公开的反思与重构

尽管法律文本对刑事诉讼案件公开已有初步的规定,但是因为其尚不完善,导致司法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决断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要改变当前法官在审判中的尴尬境地,应当构建比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开机制,保障公众权利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合理界限。     

关于建立健全党内议事规则的思考

民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民主技术的支撑，否则民主就不可能成为“好东西”。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建设战略，符合中国民主成长的内在逻辑。而要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应在党的所有领导部门（党委）制定议事规则，如此，才能使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收到实效。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之初探

人民调解的优势具有主动简捷、及时和经济及广泛的特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非诉讼程序,属于民事司法程序;确认调解协议前法官须向当事人履行询问、释明的义务;启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当事人需向法院交纳相应的申请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期限限制在5—10个工作日内。若调解协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则可在10个工作日的基础上增加5个工作日。应尽快建立司法确认程序,为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提供程序法依据,使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不但有实体法依据,而且有程序上的保证,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补正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能够有效证明案件事实但却具有轻微不合法性，各种主体在运用时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文章侧重分析了狭义的瑕疵证据的表现形式、特征，并对瑕疵证据补正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完善的措施，使这类证据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运用。     

论量刑程序分立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程序改革。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化特性,决定了量刑改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程序上的分离,而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在现有体制内进行修正,或将定罪量刑分而治之,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方案的取舍则需要对其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综合分析。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考量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管辖中存在一定问题,而管辖问题又已成为能否确保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合理审查、能否顺利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我国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路径,以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问题、理念与规则：我国刑事程序系统的若干反思

我国目前的刑事程序系统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结构失稳和功能失衡,影响了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念更新和规则优化层面重构我国刑事程序系统,以促使其实现动态、平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