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处分适用的瓶颈及其解决

保安处分在控制与预防犯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但是 ,由于保安处分的适用要件———人身危险性难以把握 ,因而 ,保安处分存在适用风险。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将具有可评估性的人格概念引入保安处分理论中 ,从而有效地控制保安处分适用的风险。     

身份犯类型的学理探讨

身份犯是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由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进行的一类犯罪。根据主体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影响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 ;根据主体身份的形成原因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 ;根据主体身份的确定程度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定式身份犯与不定式身份犯 ;根据刑法中规定的身份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是否要求具有特定身份之主体去亲自实施 ,可以将身份犯划分为排他性身份犯和非排他性身份犯。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与超越

当代侵权行为法面临的危机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突出表现在制度功能、当事人心理和司法裁判方面,根源在于固守传统道德机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无法应对现代复杂的侵权关系。解决的途径在于重新审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体系、检讨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赔偿的操作方略,寻求解决危机的有效路径。     

论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目前正在着手修改的《合伙企业法》,拟增加关于“有限合伙”的内容。在有限合伙相应的破产环节上各国一般均通过个人破产制度予以调整和化解。加之我国家庭整体负债率高,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的整体经济形式存在失衡,个人破产立法势在必行。目前我国消费信用体系正在建设之中且已初具规模,中国实施个人破产已初步具备条件。但是个人破产是一把双刃剑,应当设置较高的申请破产的门槛和合理的财产扣押范围,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债务清偿计划制度和破产免责制度,并实行人格破产和限制消费制度,同时应避免金融机构为获取贷款利润滥发信用卡,鼓动消费者过分超前消费。     

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人役权--兼论民法典中的用益物权体系

人役权作为一种古老的役权制度,在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典中是一种上位的用益物权,其功能在于克服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性。由人役权可以派生出许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的用益物权,但从形式理性的角度考虑,这些具体的用益物权作为一种下位的用益物权在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均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出现。本文通过对罗马法、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中相关内容的考察,试图说明大陆法系民法中"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普通法与特别法"原理的重要性与科学性,并应用这一原理阐述我国民法中用益物权体系的应然模式。     

略论人身危险性与犯罪定量的关系

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特定社会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现实的或可能的危害的属性,是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现实性和可能性、已然性和未然性的统一。人身危险性是初犯可能与再犯可能的统一,是特定人格与非特定人格的统一。因此,两者的关系就表现为人身危险性是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内容,人身危险性是表征社会危害性的主观范畴。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犯罪定量的角度看,如果犯罪数额、犯罪结果等因素是衡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客观因素,那么,人身危险性则可以与主观恶性、罪过心理等主观因素一起被视为犯罪定量的主观因素。     

在维护个人利益中实现社会发展——基于共和主义公民观与自由主义公民观的对比分析

共和主义公民观强调积极参与政治，公利优先于私利；自由主义公民观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表明，个人权利和社会、国家利益同等重要，应在二者共生与张力中寻求平衡以实现社会和谐。当前，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着重突出“以人为本”，在维护个人利益中实现社会发展。     

保安监禁制度合理性探究

保安监禁作为一种提前预防犯罪发生的手段,其在人权保障方面常常遭到质疑。文章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人权方面讨论适用保安监禁制度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并对我国引入保安监禁制度的具体架构提出设想。     

适用刑法第89条第一款需慎重——从一则刑事指导案例说开去

我国刑法第89条第一款关于“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一立法规定,必须结合刑法总则第3条和第12条的规定予以理解和适用.对于跨刑法修正案的行为如果在刑法修正案施行前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的,不应适用该立法规定.刑事指导案例中周某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前实施的非法获取他人电话通话清单的行为不...     

论我国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完善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的规定还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在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方面及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方面，而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也有必要深入分析和探讨。另外，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不同，极有可能造成刑事管辖权的冲突，而这不利于对腐败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应该对此有所改进，如规定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委托条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