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管理在高等学校管理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教学管理体系包括教学管理组织体系、教学管理目标体系、教学管理制度体系、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在进行教学管理过程中，长沙民政职业学院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探索建立起高效能的、灵活运转并能创造性工作的教学管理体系，达到了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的目的。     

公安大练兵应当顺势导向“学习型公安”

中央提出建立学习型社会以来,各地已经取得经验.公安大练兵正朝学习型公安发展,并且在十个方面接近"学习型"特征.如何克服大练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习的内在活力,并将学习势头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答案就是"顺势导向学习型公安".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构想与实践——福州市检察机关“检务督察”制度改革之思考

“监督者受谁监督”,针对这一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命题,本文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现有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比较当前各地改进模式的利弊,结合福州市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提出并论证以融合监督性机制和制约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     

推动检察机关基层法警队伍建设发展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管理创新的滞后，客观地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如此，给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执法为民的履职能力建设和司法机关自身安保力量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标准。但检察机关基层法警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履职能力的客观要求，差距较大。所以，推动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持续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研究

我国警辅人员的惩戒制度不完善,导致对警辅人员的惩戒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细化研究。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不能全盘地接受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更不能一概地拒绝,而应考虑到该理论在警辅人员管理中的适用性,并确立相应的规则。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应当遵循惩戒与职业收益的比例性、惩戒的明确合理性和惩戒的合法性等原则,进而完善惩戒机构的模式、违纪行为的形式和惩戒的种类等各方面的内容。最终,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要有效保障警辅人员的合法权益,也要实现警辅人员利用的目的。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解析与防控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警察警务保障风险表现为:未能将被告人安全、及时押解至法院,未能对羁押待审被告人实施有效看守、管理,未能保障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和人员安全,未能规范执行警务。为减少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司法警察应树立预防为主、艺术决策、多举并进、以警为本的防控理念,并加强远程押解、院外审判看管和值庭、规范化执法风险的防控措施。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论检察权的配置

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界定为检察监督权,只有弄清楚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才能明确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检察权的配置问题的研究,应当发轫于国家权力的配置的宏观层面,而落脚在检察内部权力体系的微观层面。检察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不宜盲目创新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