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租赁房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监管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住房保障问题也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关注的焦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大力建设,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是商品房的价格日渐走高,＂夹心层＂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也亟须改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法律监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需求。     

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研究——以德国立法例的考察分析为视角

德国基本法律与内部规定对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的不同规定给执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将警察的一般义务适用于卧底警察,忽视了卧底警察的特殊义务。在卧底警察只是违反一般义务的情况下,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即使符合普通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罪条件,宜应排除其可罚性。卧底警察只有在违反特殊义务且有能力履行而不予履行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具备可罚性。     

对"省直管县"体制的反思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省直管县。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应一切西化。政府层级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只可顺势而为,不可强力推行。在"省直管县"改革过程中各省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应该注意把握改革的方式、节奏和速度,切忌操之过急,搞一刀切。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行为正处在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范围内,构建检察院监督行政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其中,完善相关立法,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调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矛盾是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     

监狱体制改革后监狱警察激励机制创新——激励主体、激励客体与组织文化研究

监狱警察激励机制是指在监狱警察组织文化背景下，由监狱警察激励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有机系统。我国监狱警察激励机制的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有些问题在监狱体制改革后进一步凸显出来。本文基于调查数据，着重从激励主体、激励客体和组织文化方面，为我国监狱体制改革后监狱警察激励机制的创新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法制的现状与课题

我国严峻的治安形势与有限的警察力量之间的强烈反差，倒逼出私人力量对警察任务的参与。无论是充满争议的治安承包、辅助警察、拍违有奖和警方线人改革尝试，还是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合作戒毒和社区矫正，都真实地反映了转型中国警察任务民营化跌宕起伏的图景。从警察任务民营化改革的时机选择、法制依赖和监督加强上看，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在我国行政法上依旧是一个未竞的前沿课题。     

发达国家质量监管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产品质量法的实施已近二十年了,但我国产品质量状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不无关系。本文分析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产品质量监管体制、政策及措施,并以此为启示,提出了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四位一体"的质量监管体系的立法建议。     

法律监督向社区矫正范畴的延伸

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预示着我国刑罚制度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演化,这种新的行刑方式亦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检察机关须改进法律监督的职能,并向社区矫正全方位延伸,才能使社区矫正工作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     

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确立的思考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对侦查工作加强了制约监督,切实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顺应时势,牢记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旧的侦查理念和模式,积极适应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不断提高侦查工作质量,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诉讼效益。这无论从查明案情,还是从打击犯罪方面以及提高侦查公信力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