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疏通与引导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细致的工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疏通与引导,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贯穿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环节。正确处理疏通与引导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我们处理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论“碳政治”博弈的国际法治理

围绕哥本哈根国际法进程而展开的碳政治博弈,因《哥本哈根协议》的无约束力而造成零和博弈的结果,也使未来国际法进程面临＂双轨＂抑或＂三轨＂并进的机制选择,同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仍将针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国际社会如能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明确＂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而认同＂区别责任＂的要旨,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将在＂霸权缺失＂下的＂碳政治＂博弈中,以＂软法＂特有的张力和灵活性,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国际法地位,并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家立法赔偿的逻辑

现实中有立法赔偿的需求,但在学理上却无法提出完整的逻辑论证,应当在纷繁的论争中分清事实与逻辑,通过审视事实背后的逻辑来完成对立法赔偿的理论论证。对于针对特定主体的违宪处分行为或明显过错下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应进行国家赔偿,其过错由议会集体承担。     

团体保险中的“代理”规则与“通知——损害”规则——以美国两则典型判例为中心

团体保险不同于普通人身保险之处就在于被保险人的多数性,故在团体保险中必须创制合理的制度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从美国两个典型的判例产生的"代理"规则和"通知—损害"规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团体保险中这两个规则适用的许多启示。     

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的比较分析

二战初期,英属马来亚华人就已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中国抗战。英属马来亚印度人则主要通过举行罢工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希望英国殖民政府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地位和待遇。日据时期,马来亚华人开展富有成效的抗日武装斗争。马来亚印度人则通过与日本人的合作,借助日军的力量,掀起了一场较有声势的独立运动,希望推翻英国人在祖籍国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既有共同点和相似性,更有明显的不同和差异。     

印度尼西亚的多元民主改革及前景

印尼多元民主改革始于宪政改革,并效仿美国一些政治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经过10年的改革,印尼基本建立起多元民主体制。印尼的民主改革的前景并非一片坦途,最终还需与民主治理、政府效能结合起来,印尼民主改革才能具有生命力。     

对知识分子政治问题的思考

知识分子政治问题事关全局。本文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谈起。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基本的要求有两方面,一方面要使知识分子有与工人阶级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个方面我们取得的成效令人称道,当然还需要继续加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要增强工人阶级意识,坚持工人阶级立场,自觉担负起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这个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有相当多成效,但还面临许多问题。本文列举了大量调查事实和实例加以分析,着重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倾向问题,理想信念问题,工人阶级意识问题等,是一个新课题、难题,忽视或解决不好后果严重。需要按照“三个代表”的理论加以研究和解决,对此本文作了初步分析。     

论宪法与政治文明

在政治文明史上 ,宪法的产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宪法是权利的保障书 ,人权是政治文明的终极关怀 ;宪法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保障 ;宪法是治国之法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运作方式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宪法与政治文明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从泛政治化思维到职能分化思维的转换

泛政治化思维与职能分化思维是影响我国当代行政的两种主要行政思维方式。本文在分析泛政治化思维的现实表现及其对当代行政的消极影响的基础上,试着探讨从泛政治化思维到职能分化思维换的基本途径。     

Political Journals in Germany

Germany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ossessed a wealth of monthly political journals. The perio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saw a renaissance of monthly journals, which offered orientation to a populace disoriented by National Socialism and war. Today there is a limited number of monthly political journals and their total circulation does not exceed 100,000. But their readership constitutes the small group of citizens who take an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heir quantitative influence cannot be measured, their qualitative influence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The article focuses mainly on the magazines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 and Die Politische Meinung. The former is supported b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e latter by the Konrad-Adenauer-Stift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