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腐败的蔓延和加剧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完成了以经济起飞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但腐败之风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愈演愈烈。尽管腐败现象的加剧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直接关联,但它对于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腐败问题已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经济发展与腐败蔓延的齐头并进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恰恰相反,正是历届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才保证了韩国现代化的成功。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在反腐败方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的海上运输法的具体内容，得出中国和泰国在海上运输法领域的立法走向，为中国发展与泰国的经贸关系提供建议。     

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

从编发短信"诽谤"县领导被判有罪,发展到报道诽谤案的记者也被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不仅仅是一个罪与非罪的判断问题。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程序法,司法机关不能轻易将涉嫌诽谤的自诉案件转换为公诉程序启动。对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以诽谤罪立案值得高度警惕。开这样的先例,已经危害到正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国民普遍的民主权利。避免权力造罪必须重新反思官员的"官"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强化官员的公仆观,尤其是对滥用公权力者,如果尚未构成犯罪,也应令其承担相应的其他不利后果。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论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适当限制规则

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应当确立医疗损害赔偿适当限制规则。具体的限制方法,应当限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对医疗过失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运用原因力规则合理确定、应当特别强调定期金赔偿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的适用和应当借鉴排除间接来源规则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实行损益相抵规则。     

关于医生处方权法律属性的探讨

目前对于医生处方权的法律属性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本文从分析权利、权力的性质出发，结合医生处方权的取得、所指向的客体及其所处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的分析，认为医生处方权应属于私权利。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从人性恶到有效治理：权力制约的新思考——兼论中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

主流理论多从人性角度证成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此一研究路径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应当从权力的有效治理的角度来重视认识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论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预防机制的道德防线与权力防线

不同的历史时期腐败现象的成因与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从其根本原因上看腐败都是由权力而引发，都是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或对权力的制约不足而产生的。因此，腐败预防机制的建立，必然地要从公权力的制约机制入手，从特定历史时期公权力的结构特征、行为方式等方面来构建反腐倡廉的社会体系，特别是构筑新时期腐败预防机制的道德防线、权力防线及机会防线。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