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北京市民办幼儿园教职工权益维护路径研究

民办幼儿园教职工队伍已逐步成为我国学前教育的主力军,其权益维护状况直接影响着这支队伍的稳定与发展,由于价值观念、顶层设计、制度落实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民办幼儿园教职工队伍存在着不公、不畅、不明朗的障碍,本文从北京市民办幼儿园教职工权益维护面临的就业、收入、安全、保障、参与、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入手,通过系统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选择

自助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形式,它具有保护利益的特定性、行为的法定性和公力补充性的特征;自助行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经济信用秩序等方面的功能;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应该引入该制度,以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和谐劳动关系与民营企业发展——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争议是劳资关系矛盾的集中表现。本文首先分析了民营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变化、产生的原因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民营企业成为当前劳资关系矛盾的重点;其次,本文分析了民营企业中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本文从劳动者权益维护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路。     

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法律环境及社会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日本政府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转变了社会管理职能,将很多职能移交给民间非营利组织,使这些组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其1998年《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的制定及颁布,从法律层面上规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运行环境,使非营利组织所关注的社会领域不断拓宽,其社会贡献越来越重要.那些活跃在国外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通过民间外交及社会教育活动提升了国际影响力,而在国内从事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则通过社会公益活动,增强了国民凝聚力.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越来越成为日本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新私塾教育的未来——从“失学儿童”救助制度谈起

新私塾教育所引发的＂失学而不失教＂的＂失学＂状态,相较于传统失学儿童案中单纯＂辍学＂状态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新私塾教育的存在及发展也引起了人们对体制内＂学校教育＂的质疑。为此,以维护＂体制内＂教育为最高宗旨的传统失学儿童救助制度,因无法解决私塾教育所带来的人们对教育个性化的＂合理＂要求所产生的＂合法性＂纠纷而丧失了当然的正当性。本文认为,加强对私塾教育规范化的管理而非一味地排斥私塾教育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